2008年2月17日，王小帅凭借影片《左右》夺得第58届柏林电影节最佳编剧“银熊奖”。原定3月7日上映，到现时已确定愚人节公映，一路走来，的确展现了“左右为难”的局面。
公映前，王小帅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谈话中，他说得最多的，除了《左右》，就是“中年危机”。《左右》讲述了一对本已离婚又各自再婚的夫妇，为了救治他们患上白血病的孩子，决定再生一个孩子的故事。评委们对这部电影的评价是：“它充满了对社会伦理道德的思考，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42岁的王小帅，放下他拍熟拍惯的青涩爱情，将电影视角转向中年。他和他的电影，都更成熟了。
一个全世界都能理解的话题
王小帅说，在拍《左右》之前，他不止一次地从媒体上看到了类似的报道：一个跟丈夫离婚十几年的女人，在得知孩子患上绝症的消息后想方设法去找前夫，希望再生个孩子，借新生儿的脐带血，挽救孩子的生命……每看一次，王小帅脑中关于这个情节的记忆便会被强化一次，但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习惯性地认为这是一个不容易做好的题材，一不小心，便会陷入煽情的窠臼，可能老百姓也会喜欢，上映前也可以打出宣传：观影者每人发几块手帕。但也仅此而已。在一次朋友聚会中，他无意中提起这个故事，大家却反映强烈：“别看这故事很煽情，但你去分析其中的人，个个都很有意思，他们都必须面对这件事所带来的责任和压力。”一句话点醒了王小帅。没错，当下中年人的生存状态、情感危机等问题，都能在这个故事中得以体现。
“人在实施行动之前，总会左右为难，可一旦决定了，也就坚定了。”王小帅用了将近5个月时间来写剧本。女主人公如何生活窘困，如何借助媒体的力量寻找自己的前夫，社会上的好心人如何踊跃地伸出援手……这些细枝末节后来全被王小帅“筛”掉了，他将更多的篇幅用来描写主人公面对情感与责任时的内心挣扎。在王小帅看来，只有来自内心的冲突才能真正打动观众的心。这是他想追求的效果。“如果我们将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时间弱化掉，单单从‘人’的角度去考虑，这会是一个全世界都能理解的话题。”
王小帅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为了让影片触动人心，后期制作持续了几乎整整一年的时间。用王小帅自己的话说就是，“真正地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虽然最先看到影片片断的朋友们都对他说“挺好的”，但他却总是怀疑：“是不是为了安慰我才这样说的？”
为了能给影片起一个恰当的名字，他又绞尽了脑汁，先是起名《出戒》，结果发现和李安的新片《色·戒》“撞了车”。最终，王小帅选择充满寓意的《左右》作为片名，暗示故事主角在家庭伦理道德上的左右两难的选择。《左右》的英文名《In Love We Trust》——因为爱，所以相信，取自《圣经》中的一句话。王小帅说，他希望人们在面对灾难的时候，可以凭借爱走出困境。
2007年年底，王小帅接到柏林电影节主席迪特·考斯里科打来的电话。考斯里科凭着对王小帅和《左右》的信心，将《左右》定为2008年柏林电影节第一部入围竞赛单元的作品。随后，柏林方面又传来消息，《左右》的首映票提前一周便销售一空，这个好消息让王小帅吃了一颗定心丸。2008年大年初一，王小帅带领着《左右》剧组的20多名工作人员“空降”柏林，两天后，《左右》在柏林放映。有媒体报道，蜂拥而来的影评人和观众将放映厅挤得满满当当，“甚至出现了一个座位坐了两人的情况。在整个观影过程中，人们随着影片情节的起伏时喜时悲”。为了满足普通观众的需要，片方不得不临时增加两个场次。被感动的除了观众还有发行商。看过影片后，一位希腊的发行商热泪盈眶地找到片方，恳求一定要拿下《左右》的希腊发行版权，因为他身边的一位朋友正经历着与《左右》中的女主人公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王小帅得知这个消息时，正在和剧组成员共进晚餐，他迫不及待地向大家宣布：“有一个希腊人经历了跟咱们的女主人公一模一样的故事，孩子都已经出生了！”话音刚落，一旁的德语翻译笑着摇了摇头：“不，你听错了，孩子还在肚子里呢，是人工授精。”王小帅嘿嘿地笑了笑：“这件事情证明了《左右》的普遍性和可能性。它是个全球性的话题，不光是拍给中国人看的！”
电影折射出生活的轨迹
这已经不是王小帅第一次从柏林载誉而归了。从1993年执导的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入围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到7年前凭借《十七岁的单车》擒获“银熊”，他可以算是柏林的常客。此外，王小帅还在 2005年凭借影片《青红》一举拿下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王小帅这样阐释自己的电影视角：“我始终觉得人是一个太弱小的生命体，所以对处于任何状态下的人，我都试图以一种温暖、怜悯的态度去解读他。”他将这种创作思路归结为一种潜意识中的追求，虽然他从来不会大张旗鼓地分析自己，但有一点，他也从不否认，那就是：每个人的成长环境、背景和经历，必然对这个人的人生起到关键的影响。王小帅一直说，自己的家庭带有上世纪60年代中国家庭的普遍特征——漂离。导演的职业给王小帅提供了一种便利，让他可以将这样一种感觉投射到自己的影片之中。1966年夏天，因为母亲所在的军工厂发出内迁的号召，王小帅在出生后两个多月便跟随支援三线建设的父母从上海迁移到贵阳。在那里生活了13年后，因为父亲要去当兵，全家人转往武汉。在那个九省通衢的大都市，贵阳来的王小帅显得如此质朴、执拗，在别人眼中，他俨然是个“乡里娃”。王小帅回忆说：“因为不断的迁移，总要重新适应新环境，所以我从小就很早熟，很敏感。”这种孤独与敏感伴随着他的整个青春期。
后来，王小帅将这段时期的经历与情感投射在电影《青红》中。少女青红随父母从繁华的上海迁移到了贵州，并在那里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感情历程……在武汉生活了两年后，1981年，王小帅离开父母，只身一人来北京学美术，成为最早一批的“北漂族”，为了生存用尽全力奋斗。王小帅的电影总是关注小人物在大社会中的命运。《十七岁的单车》里，少年贵从农村来到北京打工，他找到了一份快递员的工作，骑自行车送快递，每单收费10元。他的梦想就是挣够600块钱，买下那辆公司借给他骑的银色山地自行车。贵卖命地工作着，但就在快要攒够钱的时候，他的自行车丢了。为了寻找他的自行车，贵跑遍了整个北京城。王小帅用电影总结了自己的青春时期。
创作过这些反映年少冲动、青春迷茫的电影后，王小帅开始转型。他说，这种转变是水到渠成的，就在不知不觉中，他开始直面自己的中年时期。一次和老友相见，王小帅清晰地感觉到了某种变化，“我们过去常聊的话题是旅行，但是现在很少聊起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年的踌躇、迷惑和压力取代了年轻时的冲动和兴奋。这种变化，说好听点是种平和，说难听点，就是感知到了生命的流失。很多中年人会有逃避的想法，但是又回不去了，一个环节出错就全盘皆输。”于是，2006年，40岁的他拍摄了《左右》。有评论说这是王小帅的转型之作。已步入不惑之年的他将中年的心态和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不拒绝拍商业大片
制作成本仅500万以内的《左右》能在柏林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无疑是对王小帅独立电影之路最强有力的支持。有影评人将王小帅的作品分析了个遍，将主人公毫无例外地贴上了“叛逆”的标签，然后推而广之，将王小帅也列入了“叛逆一族”，可当记者拿着“叛逆”这个字眼向他求证时，他却毫不犹豫地否认了。“自始至终，我都认为自己绝不是简单的叛逆。‘叛逆’这个词听起来好听，但如果它所叛逆的对象是对的呢？所以我说，我无需叛逆什么，更多地是在顺应自己内心的想法与追求，只是它还没有被纳入大的主流，还没有来得及被整个社会所认知而已。”有了这个基础的想法后，王小帅变得更加坚韧，即便投资1000万的《青红》在上映后的几年中才陆续收回成本，即便这条由“地下”到“地上”的路走得异常艰难，他还是顺应了命运带给他的磨难，并且认定，“因为你的主张是对的，所以你不会因为一次斗争的失败就崩溃了”。2008年的奥斯卡奖，让王小帅更清晰地看到了独立电影的未来。“过去我是不愿意谈奥斯卡的，但是今年值得说。奥斯卡最佳导演奖颁给了独立电影人科恩兄弟，这表明好莱坞正在越来越重视独立电影。”按王小帅自己的话说，从当初学美术开始，他就对那些有个人特色、个人风格的作品感兴趣，但他并不是刻意排斥所谓的商业片，只是在尽可能地寻找一种平衡：投资与内涵的平衡，而这是需要时间和经验去累积的。“近几年，商业片陷入了一种求大、求美、求炫的误区，总是习惯于大题材，冲着高票房而去，而不是去寻找商业片的规律。事实上，在商业片领域，虽然导演并不能主宰一切，但也绝不能被资本压倒。我自信凭自己现在的能力，足够去控制任何一个大片，但是怎样的一个大片和机缘能让我在其中保持自己的状态，我必须抱着对投资人和观众负责的态度去选择。”
链接-独立电影
独立电影是在资金投入和制作上不隶属于任何电影公司(或制片厂)，靠制片人或导演融资制作的影片。由于受到出资方的影响比较小，因此独立电影给创作者更多的发挥空间，往往具有较强的思想性。不过同时也是由于资金原因，拍摄场地、道具、演员等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
独立电影的代表人–昆汀·塔伦蒂诺：20世纪90年代美国独立电影革命中的重要导演，其代表作有《低俗小说》、《杀死比尔》等。昆汀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独立电影取得的成功。他的电影证明了以深刻的内涵、独特的风格、超前的意识、新鲜的视听语言也同样可以抓住观众的心。同时很多制片商也被独立电影投资小、风险低、回报大的特点所吸引，开始为独立电影人投入必要的资金。
科恩兄弟：2月24日，美国影片《老无所依》一举夺得第8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配角和最佳改编剧本4项大奖，成为最大赢家。该片导演科恩兄弟是美国最活跃的独立电影人。从他们的第一部电影一直到现在，乔尔·科恩和伊桑·科恩几乎包揽了自己电影的导演、编剧、制片工作。他们带有黑色幽默风格的影片赢得无数赞许，也为商业气氛浓郁的好莱坞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作者：肖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