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演讲
大家好，我叫王小帅，出生在上海，就在这个地方，没了。
为什么没了呢？就是我叫王小帅这事儿好像我能比较确定，我出生在上海这事儿也比较确定，静安医院，完了以后，剩下的就好像不太确凿了。
我觉得我，比如说，身高，不详，胖瘦，我现在这样子也不详，算瘦算胖也不详，智商，不详，情商也不详，还有一个，比所有不详的东西加起来还让我困惑的，就是我是哪儿人。
离开了 ，我转到那个武汉大学理工学院的附属中学，转学过去。我说转学过去，我该用什么心态过去，我不能怂啊，我虽然是贵阳来的，可是我是上海人呐，我出生在上海啊，我上海比你武汉也不小，这个城市虽然我没去过，瞅都没瞅过上海长什么样，我就，哎，挺着就过去了。
过去之后，哇，那个班人多，我们那个贵阳的学校小，乌泱泱的，几十个人，都戴着眼镜，他们学习好你知道吧，全戴眼镜看着我。没座儿了，最边上那个坐下，我就靠紧门，门一开就是我，坐那儿，最边上，黑板这么看，然后就呜呜呜，他们就轰隆轰隆轰隆，有些议论我，我一直在听，议论我什么。
突然有几个词儿蹦出来了，乡里伢，乡里伢就是那个，武汉话就是乡下人，你知道吧，这个乡里伢来，我当时醍醐灌顶，我是乡下人，哦，我才明白我跟武汉没关系。
于是我就很小心，我的性格就变成我到任何地方，我就变成我在边上了，我不可能是中间那个人，我永远是在边缘待着看。好了，我就变成在武汉混了两年，以为是自己慢慢想演变成武汉人，我觉得我自己像，用现在讲时髦的话像格式化一样，那我必须命令自己重新格一遍，把过去的东西全部扔掉。
我现在重新输入我是武汉人的这个概念，但很失败，两年，但也是因为我努力，学画嘛，就两年之后呢，按一般的讲法，就永远在武汉待着了吧，不，因为我学画画什么的，诶，这运气特别好，81年，哐~，就考到了这个北京的中央美院附中，诶，我要去北京了。
我就问，北京那去那儿读书怎么着，我的户口要不要过去的？当然，他们说当然要过来咯，欸，我心说这好，我的户口到北京了，我不就成北京人了吗？我就到北京，在北京一待，等于说中央美院附中，四年，然后附中完了以后，电影学院，四年，都集体户口。
好了，到分配了，分配的时候，就我这个弦没有绷紧你知道吗，就很多人当时很贼的。我那个时候学习成绩好啊傻乎乎的，我是第一名啊，学分总分第一名，老师说，欸，过来过来，你先挑一下啊，你是第一名，现在你要抓紧挑哦，现在唯一一个要你们的地方是哪儿啊，两个地方，两个地方要你们。
哪儿？一个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当兵了，不行。还有地方说是福建电影制片厂，这个地方你要不要，就要么没了啊，没了。
那时候人傻啊，我想没单位了，我怎么办，我怎么拍电影啊？那个时候拍电影是计划经济，要有厂子，要有厂领导，要有国家指标。好吧，我就矛盾了，所以有的时候啊，人呐，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不能在一个过程中过于，什么学分高啊 ，学得好好啊，这很难办，你冲在前面让你挑，人家都可以不挑，就我挑。
那我就很难了，要么我就很被动了，我没得挑，听天由命。现在让我挑我，诶，就这个对我是一个重要的事情，那我最后傻乎乎地答应了，一点头，完蛋了，人生改变了。为什么？那些人都贼在后面瞄着，你先挑先挑，挺好的，去啊，挺好的。我还问我爸，我爸说好啊，到海边啊，看渔民，然后对面就是台湾。
二十岁啊，二十一二岁，傻，好一点头，哈哈，点头了，点头了，好好好好，王小帅同意去福建咯，他们就等于说把一个户口和档案就算给你，出去了，要不然很多人当时待分配的话，都要留在电影学院压着，有时候压了好多年。
那些底气足的人，或者那些城府比较深的，就压着不管，天天在街上晃荡，压着压着这些户口档案就慢慢就随着社会变化，就留在北京了，所以现在所有人的户口都在北京，就我一个人傻乎乎地，bong，出去了，为了电影事业，为了心目中那个神圣的电影，就出去了。
那出去以后呢，户口，档案，关系嘛，当时讲关系。后来我后悔了，因为那个要我的厂长吧，是我们附中的一个同学的爸爸，很著名的一个人，叫陈剑雨，他是《红高粱》的编剧，他专门要我来，有个本子给我，我来了就当导演。
我就冲着这本子，跟着本子就去了。结果一到那儿呢，他待了一年就离开了福建厂。这一错一回，我是往这边去，他往这边回就错开了，所有的承诺全部泡汤，新领导没给我承诺。谁给你说拍个本子，你才二十几岁，会拍电影吗？我就傻了。
当时我觉得，就是也是对我人生，完了，我说，十年，我就想起，我父亲就是也在北京待了十二年，哎呀，我怎么这个阵地都没守住，好像我们家就是这样飘来飘去。我一个人又背着个行李包，踏上了火车，就往福建走。
哇，那次经历对我来说是影响太大了，因为我不知道，从贵阳到北京已经够远的，两天两夜，我觉得中国够大了，从北京到福建，哇，那个概念，怎么会三天三夜都在开火车而且不停的？
白天吧，你还能看到窗外，晚上躺在那儿，睡一觉起来后，一睁眼火车还在开，第二天火车还在开，而且风景就变了，因为从贵阳回到北京，你还能看到这个到了，那以后你就觉得这是越南吧，还在哪儿啊，或这是哪个国家啊，太大了，就这个树都不一样了。
当时就慌了，懵掉了，说完了，这这个事情有点糟，我的人生有点糟糕了。我说不行我拿行李，我就在火车开的时候收拾行李，跟我一块去的凌云说，你干嘛？我跳火车，我跳车，它现在那个速度不快，你知道吗，我看这方法行，差不多我要跳。
凌云说，别别，你干嘛？我说不能去那儿，我说去那儿就完蛋了，按我的家里这么颠簸来来回回，去那儿之后，我就变成真正变成福建人了，这事情就落实了。他说没事儿，去那拍电影，我说你是没事，因为他老婆在那你知道吗，他等于说是坐三天火车回家，高兴得很，见老婆去了。
好了，没办法，就去了。去了之后，厂里安安静静的，设想一下什么事儿都没有，就在写本子啊，写啊写啊，拼命写，我觉得唯一改变自己的就靠自己了，没有任何其他了，就写写写写，写了好多，递上去，递了五六个剧本。
那两年里面，好像90年到92年吧，一直递剧本，厂里面根本就不理你，也就说你好好的，好好的在这边，买个家具，买个电视，弄个沙发，弄好你就把这家置起来，等着，将来有你机会的。
我一想坏了，这话就是个陷阱，就让我等着，你还找个媳妇儿，你就是福建人了嘛，吓死我了，我说不行，我就心里想，我要警惕，我说这不能这样，就是说，这一定不是最后的结果，这是假的。
我就在每次发工资的时候，我就悄悄地在那个枕头底下，准备点儿几毛，就把粮票买好，烟买好，买瓶酒，平时喝的，这都差不多，剩下的钱就放枕头底下，一个月一个月攒钱。
我想，到时候实在不行我会跑的，当我写那么多剧本没有机会，最后证明没有机会了，我肯定要走，我不能够永远属于这儿，但我得留点钱，为什么？买机票，我再也不能经历这三天三夜往回走了你知道吧，立刻要飞回去，瞬间到北京。
就这样，然后不买东西，什么东西都捡，沙发捡一个，捡一个能坐就行了，然后他说你买个电视，我实在我憋不住了，买一个黑白电视，那么小，当时12寸，那个频道哒哒哒这么调，看不清楚，有点儿声就行，反正就陪伴我过日子嘛。
就这样，然后唯一的家具是一个长条凳，公园的长条凳，一棱一棱的，那个牙刷牙膏什么的都放在上面，毛巾搭在上面就这样，这就是我家。因为我想，如果把家按他们这样的弄好了，我就走不了了。就像我的体会，就像我们家，当时从上海一家端到贵阳，想走，太难太难了，所以呢我就一切都临时化。
那么等到最后一天让我彻底放弃这个希望的时候，就是北京电影资料馆有一个领导到那开会。厂里全来了，坐好，他开始说，诶，你们这个厂里不是有一个叫大学生叫王小帅嘛，他学习成绩很好，你们应该让他赶紧拍电影啊，锻炼锻炼啊，欸，王小帅在吗？
我说我在我在，我要争取，我说我正在争取，正在争取，说得很中肯，把那个话要传递到那个厂长的耳边听，正在争取，结果那厂长打断了，他说这样，就是我们这个大学生啊，还年轻，就是要至少要锻炼五年，当场记，当副导演，锻炼五年。
五年。其实在这之前我一直在递各种申请，一直在瞄领导的眼色，到底他这个眼睛看着我的时候，是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他没表情，始终没表情，我绕着看，看不清楚，他一直没表情。
到这天突然说，五年。五年，好，明确了，还五年呢，话音未落我就站起来了，还开着会，站起来从我这个地方走出去，上到三楼我的宿舍。其实我们一个小楼嘛，福建厂，二楼是办公室，开会，我就上到我的宿舍三楼，从进屋，到我离开福建，就十五分钟。
方便吧，没东西，拿几件衣服备用，有些衣服太重了扔掉。枕头底下把钱一掏出来，我说谢谢你啊，这有远见，卷着，出门的时候，拿了一把那么小的钥匙，把那个门别上，叭，一锁。这个将军那么小，只要有个将军在这儿就不可能有人进我的房间，就交给了我边上的一个同事，王力军，现在是制片主任，交给他我说你保管。
他说，你干嘛去，我说我走了，走了你你去哪儿？我说，北京，别说啊，我不回来了。他懵里懵咚地，我说你守着，给我看着钥匙，拿着，你只要它在，不能让人进我的房间，我不定哪天回来，但现在是不回来了。
他说行行行，放心放心兄弟，从此我就溜着墙根啊，溜着墙根因为我害怕，怕他发现我走，发现给我抓回去怎么办，或者哪个领导一出来，欸，你拿着包干什么，解释不清啊，我跑跑跑溜着墙根儿跑。
好在厂里人少，都在开会呢，都被敌人封锁在那儿，我就溜出去一直溜到大街上，打了个车，一屁股坐到车里，那个心，啪，算是塌下来，没人追我回去，从此我就又回了北京，就重新找到一个北京的感觉。
但到那个时候我已经什么都没了，户口、档案还远在福建呢，我是跑回来的，流浪汉，一分钱没有，看着北京，哎呀，千家万户都是灯，我曾经在这十几年，现在，什么都没了，那必须靠自己了。
那个时候就开始琢磨着我的主项，就是电影啊，于是开始就历经了各种顿悟啊，最后，写那个《冬春的日子》，算是借点儿钱，就开始拍所谓的地下电影，也不要什么国家的，不看领导眼色了。你看着我黑乎乎的眼睛，我根本就不判断了，我来判断我自己吧。
因为我们的家庭曾经从六十年代响应号召，到了那个地方，整个命运在周转，改变，我们这一辈子都在听着，这个人家的话，都在忘记自己是谁，都没有一个人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我说我来吧。
虽然那个时候还计划经济，还不能自由拍电影，所以拍完之后就把我封杀了嘛，就嘣一封杀到现在，我现在身份始终不清，这方面也是不详的一点。在这个期间，你知道就是我，作为我始终的王小帅是谁，没有，多年以来，我不知道去怎么回应这个事情。
所以我的性格，现在你看，我在北京也是，这边一热闹吧我就搬到远一点的地方去，这边一热闹我又搬到远的，我现在住四环以外，北京再热闹下去我得搬五环去，实在不行搬农村去。就永远躲在外面，我永远不知道这个世界的中心我可以进去。
那么这个期间我是很尴尬很尴尬的，就是非常的痛苦，就对于一个没有故乡的感觉非常痛苦，等到后来拍着电影拍着电影，想着这个问题，想得越来越多以后我觉得，就这样吧，不要再去像大家一样去找这个所谓的根和故乡了。
因为我相信像三线这样的命运的人和事是非常多的，不光是我，而且就是这样的感觉你把它抛掉之后，反而就自由了，我就是这样的我，是一个个体。所以我在电影中就潜移默化，下意识越来越主张对个体的关怀，可能是一坨，是一个家乡人，但是这里面每一个组成的都是一个一个的人。
每一个灵魂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而每一个生命体都是很弱小的，都在寻找什么，都在担忧什么，都在惧怕什么。去关心它，就等于说我把我的摄影机关心了他，也解放了我，我能够找回我自己。
我生在上海，可跟上海没有半毛钱关系，那你祖籍是哪儿，我说祖籍，户口上给我写上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叫辽宁丹东。我父亲他们怎么闯关东，丹东在哪儿我不知道，没去过，从来没有。然后说那你父亲呢，父亲青岛人，青岛跟我也没什么半点关系，于是这一圈，然后我又在贵阳长大，就这怎么乱七八糟的说不清楚了。
那么造成这一切的呢？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是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有些人知道，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虽然我已经做过一些工作，做了一些片子或什么来介绍，但毕竟还是不行，因为这个事情在整个中国一个大的历史事件中，是被屏蔽了很多年的，就是三线，支援三线建设。
现在大家看到我怎么老说三线，就剩你在那儿叨叨叨，像祥林嫂一样。那我说不说不行，因为它确实一段历史，它曾经存在过，那么现在被忽略，被屏蔽掉，那么总有人说它，总有人必须要提提它。
那么我跟这个三线的关系就很特殊了，因为我66年出生之后，我母亲的工厂正好在上海，是一个军工厂，叫上海光学仪器厂，正好跟着三线就去了贵州。那三线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座的很多人不知道。
1960年的时候，中苏关系交恶，不好了，不好了之后呢北方有上百万的苏联军队压过来，这他们说的啊，当时也不知道然后呢，再往下走到了62年的时候呢，就中印边境这块儿出现冲突，打起来了，完了台湾那块，天天唱着反攻大陆，就觉得这整个是个包围圈。
然后到了1964年八月份，一下子就是那个北海湾事件，炸弹都落到中国的境内了。这时候就整体就慌了，说不行，这打仗不行，那么中国大部分这个军工企业和重工企业都知道，中国这个布局全在沿海，东北沿海一带大城市。
那么就结合到当年打仗，当年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推到重庆就推不进去了，因为重庆的大山里面还保留了一些军工厂，还能为这个打仗提供一些军事设备和那个基础设施，可是这要打起来，美国一轰炸上来整个包围，那完了，几颗原子弹就把工业体系就全摧毁了。
所以当时毛泽东就很着急，赶快往中国的西部转移，那边高山峻岭，可以把工业基地设在那里，这将来打起来我们至少有的退，那儿好守。所以应该是64年决定的，64年八月份到65年的四月份，大概大半年的时间，把整个工厂就一下子全部地搬过去了。一声令下，不用讨论，全过去了。
那这里面涉及了多少人呢？就是整个的三线吧，从那个云贵川一带，叫西南三线，甘肃宁夏，这叫西北三线，大三线，然后从那个京广铁路，往西，长江以南这块呢就算是个二线，那么沿海就一线，大概有400多万个家庭吧应该，400多万个高技术工人一下子挪过去。
然后这里面按中国的说法就是四百多万个人，一个家庭，一般那个时候我们年代都是4口人，对吧，3到4口人，那么一算的话就是上千万人，就轰隆轰隆就开到。我们上光厂当时是调了最好的2000多个人，直接到了贵州。
那时候的这个选址啊，部队选址，就都是开着飞机往深山里开，往下看，啊，哪个山，山底下一看，这个地方没人，空的，就这儿，一指，好了，领导一下令，下面的人就开始要往里推进，就把整个的工厂，又一边修路一边把器材就开始建设这个所谓三线。
那么我66年出生的时候呢，只跟上海沾亲带故了4个月，还稀里糊涂的时候呢就上了火车。我妈妈那个时候生病嘛，说哎呀能在医院里赖一会儿，说不去了吧也不行，就觉得好像那个时候人都很积极地一定要去，不去会被人说话的，你不听党的话，不行，就过去了。
那我爸也随着过去了，就是说我爸爸那个时候是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在表导系毕业已经毕业了四年，教了八年书，我是最近才知道，我父亲竟然在上海待过十几年，那已经是一个应该是纯正的上海人了，但因为我还小，又怕打仗，就整体搬过去了。
所以我的这个童年的记忆，就整个是在那儿长大的。在一个那种地方是什么呢，一下空降了一堆上海人，当然我们的厂还不光是上海人还有，东北人啊北京人啊很多混杂的，但主要是上海人，一下空降到这个山沟沟里面，跟周边的是没有任何交集的，所以就自成一体。
什么这个厂里面，一般我们厂里面有医院啊，自己的医务室啊，学校啊，附小啊，什么都有。还有卖菜的，食堂，什么都有，很全，还有放电影，娱乐活动就是放露天电影，非常全。所有三线人，我相信有三线记忆的人，都有这个共同的经历，我们就在那儿，kuang就待下来了。
待下来之后呢，就等于你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作为孩子来说你是懵的，就都知道家长都在说上海话，他们有的时候哔哩叭啦说上海话，然后你觉得，这是哪儿啊？而且不让我们出这个圈，一出去就到当地了，当地农村很危险的，不让我们出到这个区域外面去。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就是，我们不知道是哪里人，这是三线的一个巨大的特点。就三线人出来啊，你问他，你是哪儿人，就懵掉了，都回答不上来。因为有一部分人呢，就至今还留在那里，就像三线人说的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子子孙孙就这么下去了。
那么上海人的一家人，bong就在那儿扎根了，那个扎根不像，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大家都听说过上山下乡，知青，对吧，大家都很清楚，都知道，可是知青那个时候只是一个人，比如一个家庭，一个老大或者老二，你们派一个就广阔天地去了。
可是这个三线呢，是整体的一家人就过去了，孩子，甚至还有带老的，把户口档案一端，就离开了上海。那么这样一下子呢等过了这么多年，那三线的整个的建设无疾而终，也搞不清楚它是怎么回事。
结束以后，这一家人再想回到自己的家乡，比如北京、上海，就难于上青天，因为户籍制，你的户口档案根本就进不来了。就算现在属于相对比较自由迁徙了，可是也回不来了，为什么呢，几十年在那儿了，他的根都扎在那儿了，一回来亲戚都老了。
像我们上一辈的我父亲、母亲都老了，回来以后不适应了，没有地方是你的了，那说在那儿，奋斗吧，回到上海奋斗可是已经没有技能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在山沟沟里就在工厂，见不到任何人，没有任何关系，回到这儿也没有技能，也没有关系，就没有办法在这里生存。又没有钱，在上海可能买个厨房这么一个地方的钱都没有，怎么办？所以这些人就落在这儿了。
以前刚去的时候很高兴的，工人阶级啊，到那儿。那么当地我们苗寨赶集的时候，哇，一看工人来了都很欢欣鼓舞的，他们要砍价的，你这个葱几毛钱一斤几分钱一斤，很厉害的，就是工人来买他们东西。
可是到了76年文革结束了，结束以后，啪，就没人管了，原来的军工企业就改制了，就变成民营啊民企啊，到了78年什么就开始改了，又走市场化的道路了，那么一走市场化道路那就不管了嘛，原来是国家管的，国家统购统销，国家发工资，现在没了。
那么山沟沟里，那山里面就很难办了，因为他们生产的每一个东西，所有的成本都要比外面贵好多好多，因为交通费，现在是物流，原材料运进去加工，加工完了再出来，出来之后这整个来来回回，这个费用，还有时间成本，就使得他们的竞争力就慢慢就没有了，荒废了。
我有一个同学吧，从小跟他玩，一家五口，两个兄弟，一个妹妹，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考技校。为了能够保证铁饭碗，就考了技校，那么考了技校以后呢，等文革结束以后他们就接班到了工厂。
可是一接班到工厂之后，正好碰到最糟糕的时候，到了八十年代末的时候，整个工厂就发不出工资了，他们就完全靠着父母的一点点存款，吃劳保，就这么活着。我去拍《青红》的时候看景，看到他们的时候，就是待着那儿，完全不敢出去吃饭，因为什么？几年没有发出工资来了，那是非常惨的。
那么我们家呢，对我来说很幸运，就如果没有一些命运的小小的蝴蝶颤动的翅膀，能够改变一些什么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在那儿。
在1979年的时候，我爸爸，哎，一下子接到一个电话，他在家里，哇，晚上，在那个远处工厂的大喇叭，因为我们家里没电话嘛，大喇叭叫，哎，王家驹，快来接电话。很远呐，要从那个生活区跑到那个工厂里。
我爸想，完了完了，妈妈死了，就等于我奶奶死了，完了完了，平时谁打长途电话啊。跑啊跑啊跑，跑到工厂喘了气，好在人家没有挂，接到电话，等于说是他的老同学，就是上海的老师啊同学，还惦记着我爸爸说，哎呀，在山里面没事干，说武汉军区要排话剧，排得很好，愿不愿意来。我爸爸说，好啊，那是一个机会，就出去了。
那我爸爸之前在干嘛呢，我爸上戏的，怎么会到工厂呢？因为没办法，你必须来啊，一调就来了，来了以后，当时是分到工厂里当工会，坐在办公室里喝茶，没事干，然后领导开会的时候他就跑过去，给人家把那个话筒扶好，啵啵啵，好，哦，响了，好，下去坐那儿，人家领导讲话。
他是个导演，他是个演员，他就在那儿待了几年，实在没事了，结果就是贵州的省京剧团什么的要排样板戏，听说你们厂有个导演，人才浪费了，到我们这儿来行不行，所以我爸就到那儿搞京剧去了，样板戏，其实也没排出几个来，所以就整个在那儿耽误和浪费，其实是浪费了十几年。
那么等到我们到了武汉以后，那么我作为我个人的，刚才我说了就是所谓的故乡和他乡的这个困惑，开始真正开始了。因为什么呢，我在贵阳，不刚说了嘛，我就是贵阳人，而且我喜欢这地方，青山绿水，真的很好，小孩也不上学，瞎玩儿，60年代初期人多，天天在外面玩。
好，等到我要走的时候，我不同意啊，我跟我爸商量，跟我妈商量，我说你们走吧，我不走，你随便给我搁哪家，说我就在这儿。因为我当时那个时候小，你别看小，我有可能是不是成熟得早，还有暗恋对象。哇，那小姑娘，简直是五迷三道的，当然也从来没说过，没表白过，不像现在那么早能表白。
那时候说不行，我离开了以后怎么办，那这一切都没有了，我的初恋暗恋对象也不可能，我也没机会说了。但是没办法了，已经阻挡不了这一切了，那人家说你要赶紧走啊，这个地方，大家想走还来不及呢都，赶紧走，我们就走，所以我们就离开了。
我最近拍一个电影叫《闯入者》。为什么我到了拍了两部《我11》《青红》之后，还在拍《闯入者》呢，为什么絮絮叨叨这么半天呢？就是因为我在拍《闯入者》之前和这个期间，这个社会有个流行的看法就是叫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向前看。
那我对这样的话，我觉得是要得到质疑的，要重新思考的，因为你怎么可能忘记过去呢？一个人到现在的人格的形成和成长，跟过去是有丝丝缕缕联系的，你斩断过去，你不可能凭空蹦出来你这个人。
那么国家也是，不管那个时候，六五年，这个大三线的这么一个建设，匆匆忙忙地这么一上去，那个时候还合着文革，其中那种疯狂和非理性的东西在主导着所有这些东西，等到你现在过去以后，你斩断，不要想，我认为这个不妥。
一个国家更需要去面对它曾经的过去，曾经不管你犯过的错误也好，取得的成就也好，都去面对，去总结，以防止未来能够再重犯。《闯入者》其实就正好说明了这个，一个人的一生到晚年了，实际上他年轻时候做过的事情一直在追随着他，一直萦绕他的心里，是去不掉的，心魔是去不掉的，那么必须面对，把它解决。
其他国家对历史的这种正视和面对，我觉得都非常值得我们去重新思考，这种影响为什么到现在还有，其实从我的判断里来说，理性对待很多事物是至关重要的，就目前为止，大家看到的影响，就比如说水库啊，哟，大坝不得了，能给全国都发电，现在呢，是不是一些地质灾害是由它引起的不说，但那个时候也是有几百万的移民，从那个库区移出来，移到了他乡，那么这些人的命运一定也会受到改变。
还有现在大量的城镇化，拼命地发展，哎呀无序，哎呀不得了的发展，致成的环境污染雾霾。这都不说了，还有很多农村的土地扔掉不干了，因为没法活嘛，都要到大城市里来，挣钱数钱人民币这个时候，那么大量的土地在失去，大量过去的家乡也都失去。
所以中国的这种几次大范围的这种变化，我觉得欠缺一些很理性的看待，很理性很科学地去安排，让以后不再重犯这样的错误，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个人现在秉承的就是说，不随大流，在疯狂之外，我保持一点点理性，一点点判断，这是我要做到的，包括我做电影也是这样。
那么在结束的时候呢，我的公司同事说，你呀，你说这话题肯定太沉重了，确实，你看，刚才多么欢声笑语，现在特别沉重。他说你在结束的时候一定要编几个什么心灵鸡汤，因为心灵鸡汤大家爱听，心灵鸡汤可以传播得广啊，点击多啊，开心。
我想了半天，我不会想心灵鸡汤，没有那么幽默，但是我想，回到我自己吧，就是说，有人劝你说，哎呀你呀，老想这些事儿干嘛呢，累不累呀，你多拍一些好看的好玩的电影，把票房挣好了挣些钱就完了，你想那么多干嘛呀？
那可是我在想，我是干什么的呀，我能干什么呀？我不就是一个导演嘛，摄影机不就在我的手上嘛，那么，我面对发生的一切，面对曾经的一切，我怎么能够无视它，怎么能够不把我的权力用上呢，去关注它。
给你们看看这个，这是《闯入者》在去年拍的。是这样的，当年的三线红红火火是这样的，就去年所以历史其实它并没有结束，并不像你们看不见就以为结束了，它没有，它还在这里，活生生的，只是人去楼空。
所以我《闯入者》里面这个女主人公，直接就是坐了一趟火车，从北京到了这个地方，就穿越了历史。像这个东西为什么在我心里压得那么重，而我是掌握摄影机的人，中国这样的变化，这样的现实，我为什么不去表现一下，为什么不去记录一下，以免到未来过了很多年之后，像这样剩下这样的东西，我重新再去造它花很多钱。
所以我们的摄影机在当下社会的不缺位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作为娱乐化的工具啊什么，大家很开心地看一些电影，这也是必然的，应该的。所以说，于我来说就是，虽然我身在他乡，但是我认为我心里是有故乡的。
我心里这个故乡，它经历的一切，它的痛苦，它的欢乐，包括它现在有好的有糟糕的现实，还用它未来我们期待，它的美好，这一切的一切，我认为我和我的摄影机，都不应该缺位，也不应该缺席。
谢谢大家！
2015.03.22 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