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外婆是无锡乡下人，父母早亡，外婆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我记得外婆跟我说起过他哥哥，她吭哧半天终于把她认为非常不耻的词说了出来。”抽大烟，废人一个。“外婆的姐姐比外婆大很多岁，据说长得非常漂亮，她嫁给了上海的盐官，是去做的填房。当时盐是由政府掌控，所以外婆大姐的丈夫算是一个政府里有地位的人。好景不长，外婆的姐姐嫁去没多久就因肺结核去世了，也没有留下孩子。姐姐在走之前不放心在乡下的妹妹，就托付自己的丈夫，就是外婆的姐夫照顾外婆。这样，外婆就算寄养在姐夫家。来到了上海，姐夫对外婆很好，供她上学，所以外婆是上到了中学的，后来姐夫来到北京，外婆也跟来北京。姐夫属于政府官员，所以在北京经常有一些政府职员的社交活动，外婆就是在这样的活动中认识了同是政府官员的外公，当时外公已经是邮政总局的一名高级职员了，职员分甲乙丙几级，据说那时外公已属甲等职员。母亲这一家辗转在中国各地（P2）的次数更是令人瞠目。当时的邮政系统的工作各地间的调动是非常频繁的，外婆和外公结婚后即被调往太原。按母亲说外公人老实，总是以甲等职员的身份调往一地做几天代理局长，等正局长上任他又回到甲等身份，做上局长已经是49年以后的事了。
外婆外公在太原生活了几年，在那里生了母亲的大姐，但在大姐四岁随外婆外公迁到上海的当年就夭折了，随后母亲的大哥、姐姐和她相继出生于上海，随后两个弟弟又出生在嘉兴，外婆一共生了四男两女六个孩子。伴随着战火，一大家人又从上海迁到南昌，那一年抗战胜利，母亲说她清晰地记得在南昌的大街上倾注抗战胜利，还清的队伍中她看到蒋介石和宋美龄骑着高头大马走过。她反复强调，清清楚楚的看见了。然后从南昌又调往九江，九江再往安庆，安庆再往芜湖，芜湖再往屯溪（今黄山市）， 直到解放50年后落脚合肥，算是最后落下了脚。这样算来从母亲38年出生到定居合肥，也辗转了十二个年头，那时她读初二。正好父亲的家也是邮局系统的，两家人就是前后院，他们自然就认识了。
外公在61年去世，从此外婆一个人拉扯着六个孩子。至于她是如何办到的，以及这一大家子在没有什么生活来源的情况下是如何走过来的，实在无法细诉。而且神奇的是外婆的这六个孩子还全部进入了大学。母亲说就是一带一，大哥毕业赚钱供大姐，大姐之后供母亲，一个一个都读完了大学。
母亲进入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光学仪器系，56年入学，本应在60年毕业，比父亲晚一年，但其间学校有两件事情，使这里的学生晚了两年才毕业。一件事情是57年国民经济大幅下滑，使大学里的光学专业停摆，系里有的学生插入别的学科学习，还有的学习一年俄文，母亲属于后一种。另一件事情是为了庆祝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年大庆，黑龙江在各大院校提拔运动员，集中训练之后参加59年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母亲入选了羽毛球队，临时并入黑龙江省队。训练了将近一年，然后参加了第一届全运会，母亲说他们成绩打得不好，个人单打她个人运气也不好，抽签抽到广东一个健将级运动员，加上自己正赶上不方便，所以上场两个回合就败下阵来。但是接下来他们很激动，有人要接见参加运动会的运动员。接见的那天谁也没有想到毛主席和周恩来走进了大厅，远远地，母亲说远远地看见了他们招手，然后北京市长彭真请运动员吃饭，那天周恩来又来了。我说妈你可以啊，一不小心蒋介石，毛泽东你都见过了。60年母亲回校复课，63年毕业，可能因为父亲的原因，她毕业后即被分配到了上海光学仪器厂，简称上光厂。上光厂主要生产潜艇的潜望镜，属于军工企业一机部，和母亲所学的专业对上。
仅仅一年以后，中国在政治上与苏联越来越僵，战争的气氛突然加重，海峡对岸反攻大陆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为了防止战争，防止轰炸，政府决定把沿海大城市的重要军工企业往西南迁移，以云贵川为主要目标，并辐射到陕甘宁，以那里群山峻岭为掩护建设新的军事工业基地，同时也带动西部的工业发展，小部分以江西湖南为一线加以迁移，这就是我们知道的开发大三线的由来。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牵涉到重大军事机密的行动，所以更多对外宣称的是东部城市支援内地建设，简称“支内”。
听父辈们说，如此重大的行动，从决定、动员到实施只用了非常短的时间，中央政府何时有如此计划民间不得而知。从公开的资料上看，毛泽东在1964年5月15日到16日17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做出了三线建设的决策，到1965年4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战略资源大多已经向西部和西南地区转移完毕。同时动员的人口有四百万人之多，并且动员的是全家参加革命，以当时中国平均家庭人员4人来计算，突然迁移的人口应该是千万以上。
母亲所在的上光长由于生产的是精密仪器，考虑到运输问题，厂址造在了离贵州省贵州市最近的郊区，乌当区。现在因为城市的建设和扩张，乌当区已经是一片繁华的市区景象了。厂里的老人说，现在来看他们还算幸运的，当时其他厂的厂址是由部队的干部坐着飞机在天上造的，干部们坐着飞机，飞过群山峻岭时手往下一指，某个厂就是这里了。为拍摄“青红”看景时，我曾经从遵义市向下开车到某一个小镇用时一小时，然后再从小镇往山里开，一条土路一直在山里延伸，二个小时以后才看到四面大山中的一排排红砖房。
母亲说她依稀记得65年某个时候她们就接到动员了，那时她已经怀了我，到66年5月生完我之后几个月，她们就随着第二批迁移队伍出发了。时年母亲28岁。父亲以家属身份同行，一开始被安排在了厂工会。当年父亲已经在上海戏剧学院任教八年，专业上并不属于工厂所需要的人才，但一是全家革命的号召，二是父亲担心我们母子俩，所以他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我曾问过母亲，如果那个时候以生孩子为名，以及丈夫专业完全不对位由是不是可以申请不去，母亲说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厂里有人就是这样做的。我问那为什么你妹那么做？母亲说“那时候人傻呀，那个时候的大气氛是人人积极踊跃啊，你要是不去，你不就成了落后分子了？”
确实，据说凡是被动员去的，都是属于当时厂里的技术骨干，属于高端人才，被告知的是到那里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才干，这对于有一番事业心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具有巨大诱惑力的。还有一种情况是你并非属于技术骨干，但听说你的配偶在别的单位是某专业的技术人才，那么工厂就会安排你去，同时把你的配偶调过来，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样的情况，在当时也是很多的。
因为父亲很快调到了贵州京剧团，长期不在家里，在厂里的大部分时间我和妹妹是和母亲在一起度过的。可能因为我们和母亲度过的时间太平常、太平淡，也可能天天重复着一些日常生活，记忆中特别的地方反而没有少有见面的父亲多。
我对母亲的记忆都是日常的，琐碎的，一如母亲的性格。
工厂的上班时间是每天上午8点，母亲不到七点就起床，去食堂打早饭，从生活区走到厂里再走到食堂，快走的话单程需要十分钟，排队买早点再回来，把我和妹妹叫起来，吃完早饭，我们去上学，母亲去上班，工厂里的早点还是很丰富的，有面包、馒头、豆沙包、糖三角、稀粥、咸菜。我不喜欢吃豆沙包和糖三角，菜包都不是总能吃到的。中午的时间最紧张，工厂12点下班，1点就要上班，中间只有一个小时，母亲要赶回来，给我们做饭、炒菜，然后还要午睡一会儿，往往是只能睡十五分钟。现在想起来都不知道这么多事在一个小时是怎么办到的。我问母亲，你那时候都能睡着吗？她说睡着睡不着，躺下眯一会儿总是要的。但我还是总能听到她打鼾声，经常她一进屋鼾声就传出来了，她是那种不管有天大的事，躺下就着的人。后来为了让中午这点时间不那么紧张，母亲教会我开煤炉和做米饭，这样她一回来只需炒个菜就可以了。学校离家很近，中途不玩的话，三分钟就能到家，这样等母亲下班到家，米饭基本上就能做熟。开炉子是这样的，我们家是自己砌的炉灶，早上的火不能灭，加足了煤球之后上面要用湿煤封上，只需一个指头粗的小孔，这样能使煤燃的慢一点，然后经过一上午，上面的湿煤烘干了，等我回来用纤条捅开上面变干的煤就可以了，不用重新点煤。晚上烧完洗脸洗脚水之后同样这么做，早上捅开干煤就可以烧水了。这在整个冬天需要热水的时候尤其管用。
母亲炒的菜基本可以论叶来数，偶尔有肉也只会少许几片，我们总是很珍惜这几片有肉的日子。我一般要吃两碗饭，到第二碗基本就没菜了，就用腌辣椒把一整碗饭都拌了，然后拿出家边玩边吃，我叫这是红饭。而周末父亲回来的时候，母亲总是做很大一碗肉，不论是鸡鸭鱼还是肘子。父亲很爱吃肉，不吃蔬菜，他如果看到桌上没有大块肉是要发火的，他经常说母亲小气，平时不给我们吃肉。但是很久很久以后，父亲已经不在了，母亲才说，其实是她没有钱。父亲平时对钱没有概念，自己在京剧团的工资基本都是自己用掉了（父亲喜欢请同事们吃喝），家里面我们三个人加周末父亲回来所用、所吃都只能靠母亲一个人的工资，所以她只能等周末父亲回来好好做顿肉，平时要节省着，要是平时也做那么多肉，钱就不够用了。我听了很震惊，误会了母亲一辈子。
其实很小我就知道我们家总是没有钱，到每个月月底快发工资的时候我就会变得很紧张，会偷偷趁着家里没有人拉开橱柜的抽屉，看看压在小本本里的钱还有没有。有一次看到还有几张一块的和五块的，鬼使神差的偷了两毛钱，然后和小朋友们到寨子上买糖果，被母亲发现了，挨了第一顿揍。
父亲母亲一辈子就靠工资，等后来改革开放了，各家都想尽办法捞外快，他们也没有跟上时髦，所以家里一直都是很穷的。但是他们心态很好，特别是父亲，有点就花，大手大脚。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了武汉以后，条件稍好了一点，父亲的工资也全数交给母亲，母亲就会谨慎的计划着用钱，希望也像别的人家一样能有一些积蓄，但每次都刚刚有一点就会被父亲天才的气魄用掉。主要有三次，一次是我考上了中央美院附中，父亲一激动就要给我买一个当时很流行的单卡录音机，为此还借了点钱。在这方面父亲是一个暴君，母亲是丝毫没有话语权的，我极力反对也没用。后来在美院附中的楼道里飘荡着邓丽君的《香港之夜》就是出自我那个全校唯一的录音机。还有一次是我决定考电影学院，父亲执意要给我买一个海鸥牌单反照相机，说这对学导演是有帮助的，我再跳脚反对也没用，母亲已经受到了惊吓，而我却因为父亲暴君般的慷慨，几乎成了当时上学时的小富二代。最后一次难忘的是，父亲为团里导演了两集全团（P11中间）第一个电视剧《背琴人》（前文所写是后来的事），得到了二千元的酬金，这在当年是我们全家从未见到过的巨款。母亲怕别人怀疑钱的来历（实在是没有一次性拥有那么多钱），她分几次小心翼翼的将它们全部存进了银行。刚刚完成这个动作没几天，原来文工团舞美组的一对夫妻，也是我学习绘画的启蒙老师，因为要出国，回到武汉向过去的同事们借钱（当时他们已经调回上海），然后来我们家探访。按母亲的话说，他们知道我们家时最穷的，所以根本没打算向父亲张口，但吃饭间谈起了他们的出国计划，以及来武汉的目的，父亲听后大喝一声说为什么不早说，我们家有钱，当即逼着母亲去银行，把刚刚放进去的两千元全部取出来交给了他们夫妇两人。我听到以后惊呆了，多年以后他们夫妇两人谈起这个事也说当时就惊呆了，无论如何推阻，招来的是父亲的一顿呵斥。他们夫妇说，后来他们可以还钱的时候，第一时间还的是我们家的。
我完全可以想象母亲胆战心惊的贫穷生活，这使她慢慢地变成了一个“物质恐惧症患者”。这是我自行下的定义，还加上了引号。我开玩笑说，妈，你从一个见过蒋介石，毛泽东的读过大学的知识分子，慢慢变成了一个连塑料袋，矿泉水瓶都舍不得扔掉的老奶奶了。
母亲被物质击垮了，和父亲的天马行空不同，为了维持这个家的正常运转，她被逼着去和每一天的吃喝拉撒战斗。记得刚上电影学院的那一年，我妹妹和母亲一起去烟台探望一个远房亲戚，那是一个渔村，我们在海边散步，我们在一起共同“声讨”父亲。母亲开玩笑的说她以后享福就要靠我们了，我当时激动地说，等我以后拍电影了，赚了钱给她买一个大别墅。P12
惭愧的是这个愿望纸巾也没能兑现。反过来，每次我的电影上映，她都自掏腰包包场，请小区的几十个老年活动团的人去看，说要支持我的票房。
母亲除了一日三餐，从来不关心政治，每每说起来，都是“关心了也没用”，我想这是很多从哪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普遍的想法吧，虽然有时候热情的动机也很难奇怪。她说我和你爸爸一样，一辈子没入团，没入党，你爸爸还入了团呢，可是她拒绝入团的原因都是因为不喜欢哪个成天来劝他写入团申请的男老师。“那个老师看着就不正。”我知道那时候她正在读高中，高中和后来大学时的母亲听说也够得上是一枚校花呢。“有一次他又来了，我没等他开口就一把把课桌给掀翻了。”她得意的说。
我有印象的一次是在厂里，当时的运动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母亲每天积极地在厂里参加游行的准备活动，经常很晚才回家。父亲那时候劝不动她，经常很晚了独自在家喝闷酒。游行的那天，我们学校的学生一人拿着一面小三角彩旗，上面写着“反击右倾翻案风”“打倒邓XX”的字样汇入了厂里的游行大队伍，突然队伍的后面传来了高音喇叭的声音，一个高亢激越的女声回荡在山间，这个声音一遍一遍的高呼着口号。插满红旗的宣传车慢慢地行进过来，经过我们的时候，我看到解放牌卡车上，绑着扩音喇叭的边上，母亲拿着电麦克，边呼口号，边把右手握拳，举过头顶。小孩子看见亲人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激越举动总会觉得怪怪的，那时候我就觉得怪怪的，好像那个人不是自己的母亲，因为平时你是看不到母亲的这一面的，它是如此陌生。后来母亲说她参加这种活动根本跟政治无关，这也是工作需要，因为她嗓子好，嗓子亮。
（进车间）
母亲在厂里的部门属于科研部门，是很安静很安静的激光科研室，穿白大褂。看到母亲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不知道怎么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我认为真正的工厂应该是科研室之外的样子，应该像金工车间，总装车间，那里有大吊车，无数个车床，各式零件在车床上被车得火星四射的那种。工人们穿着油腻腻的工作服，戴着油腻腻的大手套。还有电焊工，用一个大罩子罩住脸，只留一个黑黑的像墨镜一样的小方口，喷出蓝色火焰的电焊枪一接触钢铁便喷溅出刺眼的火星。母亲说千万不能盯着看，那样眼睛要瞎的。但是有一阵母亲也从科研室下车间劳动，母亲是负责一个车床，用比钻石还要硬的金刚钻去打磨零件，有时候中午她来不及回家给我们做饭，我和妹妹就到车间去找她，拿上饭盒和钱票、粮票去厂食堂打饭，回到车间和母亲一起吃。我非常喜欢走进食堂以后那里散发出一种味道，那不仅仅是饭菜的香味，还有一点混合着打饭工人身上的机油味，剩饭菜的泔水味，大锅菜所特有的一点点沤了的味道。总之，那是弥漫着一种让人感到安全的味道。
打回饭我们就回到车间，在母亲的机床边上吃饭，那种感觉比在家里吃好极了，而且饭菜的味道也更香。直到今天我也没有从母亲口中听到一句超乎日常的话语，母亲和我们的关系就是饭菜的**（p15最后两个字）
唯一吸引我去科研室的，是那里有一件特殊的东西，它的形状像一把小手枪，有枪管，枪把，有扳机，如果拿着这把枪出来玩，小朋友们肯定会羡慕的。那是一把激光枪，拿着激光枪，在一个工作台上，对着一个物件，扣动扳机，就会射出一点蓝色的激光，就像现在市场上卖的激光笔。母亲说用这道激光测量许多数据，我听不懂，但拿着枪，扣动扳机，让蓝色的激光随意地射向房间里的各个角落，这个过程让我兴奋极了。“不能照人的眼睛”，母亲说。
母亲做事很慢，同样的事情，别人家妈妈用两个小时就能做完，母亲可能会埋着头做五个小时，特别是做饭。家里要请客人吃饭，母亲从中午就开始准备，她会一直在厨房里，不知道她忙些什么，直到客人上桌，一个个上来，直到客人吃完喝完，她还会在厨房里弄最后一道菜。父亲又是个急性子，几个菜摆好就招呼客人开始吃，不让人家等母亲忙完上桌，往往这个时候我很讨厌父亲，我会不吃，走到厨房里陪着母亲，看看她又什么需要帮忙的。好像我只要不吃，至少还有一个人是陪着母亲的。这样的经历，使我直到今天都非常反感到人家里，我们坐下先吃，而主妇还在厨房里忙的情况。不过，这一现象看来不单单发生在我们家，中国人有热情招待客人的优良传统。
所以，我的印象中母亲的一生就是这样一直低着头，弯着腰，从早忙到晚。家人的早饭、中饭、晚饭，买菜、洗菜、做菜，买布、裁布、缝纫衣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重复着，只要有亲人在，她就这样重复着。
也有例外，那是我们随父亲调往武汉以后，母亲进入了武汉华中工学院，成了一名大学老师，当时我惊讶极了，母亲怎么可能摇身一变成了大学的老师了？父亲开玩笑的说那可是要误人子弟了，我们都笑。父亲开这个玩笑是有一定典故的。在贵阳和武汉，关于我们学习上的事情，除了画画，其他的父亲基本是不管的，我的文科也还好，就是数理化越到后来越跟不上，而这方面是由母亲负责的，可是每次母亲辅导我的时候几乎都是灾难。母亲说话嗓门又大又快，逻辑容易跑偏，就题论题，就方程式论方程式。有时候她低头在纸上划拉了一大堆，而我已经在边上睡着了她也毫无察觉。就像平时，母亲如果要叙述一个事情，要说A，然后会跑到B身上，为了描述B，又跑到了C，那么，全然等不到她要说的重点A，大部分这个时候她都会被父亲打断，所以大部分这样的辅导总是以母亲的气急败坏而告终，因为我会说她在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父亲也会冲进屋，说“你叽里呱啦地说一堆，别说他听不懂，我听得都是一头雾水。”
所以母亲要去大学当老师，要在讲台上去给几十个大学生去讲微积分，讲各种奇怪的方程式，她会是一个受欢迎的老师吗？我好奇地去看过她上课，我偷偷地溜到她教室的外面，果不其然，她讲课的方式和给我做辅导时一样，嘴里不停的说，身后的黑板上画满各种符号，方程式。
然后就是，下课后不停地有一波一波学生进到家里来需要她继续辅导。学校给母亲在校园里分一个宿舍，因为我也在学校的附中上中学，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们就住在学校母亲的宿舍里，周末才会南望山父亲那里。母亲的宿舍是在一楼，门前有一片空地，空地上有许多法国梧桐树。我看见那些三三俩俩的学生追到家里来，说上课没听懂，母亲就热情地在门口摆上桌椅，继续跟他们讲。阳光照下来，母亲低着头在地上划来划去，口里继续不停的讲，学生们默默地坐着，我看着这一幕，心里会想他们会不会和我一样，感觉是在听天书一般？
从80年到她退休，母亲硬是在教师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十几年，春去秋来，所教过的学生也应该桃李满天下了吧。
多年以后，我的儿子，也就是她的孙子也同样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母亲自然的担当起课外辅导的任务，有趣的是，一切仿佛又在重演。母亲趴在桌子上，用铅笔在她孙子的作业本上划来划去，儿子茫然的坐在那里，看着喋喋不休的奶奶。如果他没听懂，母亲就会越来越气急败坏。儿子经常用茫然的眼神看着我，我心里感慨，生活真是神奇啊。
我和母亲经常开玩笑般聊起这个，母亲总是气呼呼地说“那是你们不够专心，够专心的话怎么可能听不懂？”当然，我承认，没有母亲的这番苦苦唠叨，数学嗅觉为零的我们，怎么可能闯过那一关一关的考试啊。
晚年的母亲和父亲生活在北京，和以前一样一刻也不闲着，有一度她还要照顾她一百多岁的母亲，我的外婆。我似乎感到她内心升腾起了更伟大的责任感，她要照顾我那足不出户的父亲，照顾生活在城市另一边的自己的孙子，照顾另一个小区里她自己的母亲，还要参加自己小区里组织的老年人合唱团，她竟然是执行团长！她熟悉所有的公交车和地铁线路，拉着中国老年人特有的拉杆包，四处奔跑。
她心无旁骛，最巨大的理想是下一顿她要给她的亲人做什么吃的。
就在我写到这些文字最后的段落的时候，母亲不知从什么时候上到阳台上，在茶杯的盖子里塞了四颗小金桔放在桌子上，我没有抬头。
母亲扶着楼梯的扶手慢慢地往下走，我看着她的背影，这个人，那个45年在南昌街头的人群中看着蒋介石和宋美龄骑着高头大马走过去的七岁小姑娘，她是我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