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选之《薄薄的故乡》作者：王小帅
一声一声的枪响从河对岸传来，看到他从河岸上跳入水中，水深及腰，子弹在他两边左右开花，击在水面上。水似有强大的吸力，子弹瞬间被吸入，发出“啾啾”的声音。他挣扎着爬上岸，向我们的小学校跑去。两个没穿警服的警察出现在对岸，看到他已上岸，就分从两边包抄过去，这边要通过我们面前的生活桥，那边要绕道学校的正面。我们从楼边跳起来，向他跑过去，不远不近地。我忘了当时心里是希望他跑掉还是被抓住。就在我对这两个愿望还没做出抉择的时候，奇怪的一幕发生了，他不跑了，瘫软在地上，两只手臂自我反剪地伸向空中，也就是束手待毙的样子。有两个体育老师上来抓住了他。那两个警察赶过来，用枪托砸他的后脊。我已经离他很近了，被扭送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当时我心想，完了，他记住我了，他会回来报复我的。这一幕发生在1975年的春天，那一年我9岁，按照南方人的习惯，人们如果问你，你应该说虚岁，就是我10岁。
那是个遥远的春天的早上，比那个春天更遥远的是那里的山水，贵阳的山，贵阳的水，我已经是一个少年，正每天期待自己马上长大。
父母说我是66年5月22日出生的，而到了那年9月底，也就是我出生后4个月，我就随着父母从上海迁到了贵阳郊区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在贵阳叫乌当区，新添寨，四面环山。工厂从山里沿着家门前的小河修了一条路，这条路的出口就是寨子。记忆中寨子就是外面，贵阳市就是宇宙中心了。父亲后来从厂里调出来，进入了贵州省京剧团，在我童年到少年的记忆里，我有几次偶尔能享受到去宇宙的中心，就是去省京剧团看父亲排练样板戏，这样长途旅行我记得有两到三次。
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小孩子就在这四面有山的小山凹里游荡。在生活区后面的山上，可以采到板栗。板栗外面是一圈绿色的外壳，外壳上长满了长长的刺，像极了一个刺猬。小心地摘一个下来，再用鞋底在地上搓，把刺搓掉，然后扒开外壳，就看到里面褐色的板栗。我记得我喜欢生吃，拿回去炒熟了以后会缺了生的时候那股清甜的香味。蜻蜓有时候在空中停在你眼前，这样的时候一般我们不去抓它，因为这完全不可能。但是如果停在某个小草上，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在河边，在田埂上，你会看到许多少年，面对着一个方向，躬着腰，缩着头，手探向鼻子的前方，一步一步地小心挪动，很像许多打仗的电影里，日本鬼子的工兵在路上探地雷。如果抓住一个，就用线头在蜻蜓的头和腰部之间绑上，手抓着线的另一头，重新让它飞，小孩就跟着跑，这样的玩耍也就一会儿，因为一会儿之后线头就耷拉下来了，性急的孩子无论怎样再扯，死了的蜻蜓是再也不可能飞了。
门前的那条河，无论宽度和深度刚好称得上是河而不是水沟或小溪。那里面的小鱼从上面看下去有着半透明似的灰白的身体，你站进水里，用手从后面包抄过去，鼻子几乎已经贴在水面上，你屏住呼吸，一点一点地包过去。我记得一百次这样努力的合拢，最后一定是个绝望的小孩，在水花四溅中大叫一声“我碰到它了”！所以这样的抓鱼一般也就是一个小孩想抓到一条鱼的愿望而已。我有一个很怪的印象，就是一条鱼在水中长到快半尺长的时候，我就不敢去抓了，只能看着那黑油油青灰的背，淡定地在水里游弋，我竟会怕它。
山和水在一定范围内是归我们私有的，超过一定范围就不是了。比如小河快到寨子的地方，也就是工厂修的路快到寨子的地方，很自然就归了当地的孩子们了。他们经常在山上，你不小心进入了他们的范围，泥块就从山上扔下来了，所以我们旅行一般就到这里结束，并迅速离开是非之地。我们的旅行有时也借助交通工具，解放牌卡车从厂里出来，经过我们家属区，我们就从后面追上它，用手扒在车后的铁链或任何能搭手的地方，脚蹬保险杠下面的某个拖钩上，大一点的孩子脚就直接蹬在保险杠上，我们就可以比跑着快许多倍地穿过我们这片领地，到了上面我说的区域前再纷纷跳下来，在返回的过程中人人脸上荡漾着经历了生死危险之后的兴奋和刺激的表情。但我更喜欢坐马车，经常有农民们的马车经过，大部分是卸完货物之后的空车，车夫坐在马后面的车辕上，抽着烟，鞭子斜搭在肩上，不急不慢地溜达过来，“得，得，得得”我们就追上去，翻身坐在一起一伏的车架后面。遇到脾气不好的车夫会骂一句让我们滚下来，但无论遇到骂与不骂的车夫我们都不理他，就自坐着。我喜欢这个时候，因为这比走着快，又比卡车慢，而且毕竟是新奇的东西，在刚刚好的时间里一颠一颠地享受着穿过我们这片领地的马车旅行。
我跟厂里孩子不一样的地方，我认为是我更小的时候在厂外的寨子里呆过，应该在三岁以前，所以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来自那里。父母因为是双职工，需要给我找一个托养的地方。我被放在一对无儿无女的中年夫妇家里，父母叫他们少伯少妈，他们是寨子里的农民，除了农活之外，少伯也是个马夫。他们慈眉善目，少伯一直光者膀子穿一件白布搭衫，抽长长的烟斗。对那时留下的印象最深的画面是他们小屋的地，泥地，已经被磨得油光发亮的黑黑的泥地，泥地不平，像是一个个馒头露在地表，硬硬的，我想这是我从有生命开始的第一个记忆，并且很显然，我还只能趴在地上玩。第二个印象是我和寨子里的其他孩子爬在少伯少妈家门口的街上，一条满是泥巴的街，和所有农村长大的孩子一样，我的肚子也像他们一样涨鼓鼓地像个西瓜。这一点我以后一直没能理解为什么这些在寨子里的孩子都有一个涨鼓鼓的肚子。后来回到家里，为了释放我肚子里的气，母亲经常在夜里用粗砺地大便纸卷一个纸卷，点上火将一头烧红，像点着的烟头，然后在我肚子上熏，直到能放出一个屁来。这一动作持续了很多年，因为我记忆中我妹妹经常趴在边上好奇地看，这说明，我妹妹已经出生很久了，我母亲还在夜里为我能放一个屁而操心。听母亲说，我妹妹比我省心。有时候我帮母亲在院子里做事，很长时间忘了妹妹，母亲会大叫一声冲回屋里，结果是妹妹很淡定地抬头看我们一眼，继续坐在原地翻看着手里随便抓到的东西。我会惊讶，因为很长时间以前，在我们忘了她的存在之前，她就那么坐着，翻看着手里抓着的东西。
对寨子的另一个印象是赶集。每到赶集的时候，工厂里的工人都会去到寨子上。当时的工人在待遇上比周边的农人要好出很多，所以农人们觉得工人来了那就是有钱人来了，有时候不用钱，用各种票证也能换来许多东西。上海来的工人又被人形容为小气，所以沿寨子摆开的各种小地摊周围会出现各种讨价还价的声音，混杂着贵阳话，上海话和上海腔的贵阳话。街上走的有牛，马，狗，还有当地的汉人农民，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苗人，来自上海，北京的工人，热热闹闹的。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父亲说的是真的还是他开玩笑，他说你看那些苗族的女的穿着那么厚的裙子，一层一层的，其实她们里面是不穿内裤的，走到哪里，裙子一甩就坐在地上了。他说的时候学着甩屁股的样子，我们听了哈哈大笑。这样我走过那些苗族妇女摆的摊子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她们光光的屁股直接坐在泥地上的情景，但愿父亲那时侯是开玩笑。
我喜欢赶集是因为可以吃到在家里吃不到的东西。记忆中最喜欢的两样食物，一个是油饼，一个是牛肉粉。
油饼是在一个临街小铺外的油锅里炸出来的，母亲付了钱（印象中的赶集都是母亲带我去的），就眼巴巴地等着属于我的那块出锅。油饼香极了，一口咬开，里面会有一些葱花，肉沫，混杂着切成小丁的粉条，整个油饼吸满了油锅里的油。每次只能吃一个，多了母亲就不同意再买了。多年来一直对带馅的油饼感兴趣肯定和那时的印象有关，但是遗憾的事，直到现在，不论走到哪里，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么好吃的油饼了。
再有一个就是贵阳的特色小吃牛肉粉了。离油饼摊不远有一家粉店，店里摆着几张矮桌子，店门口就是一口冒着热气的大锅，店小二一直不停地在锅里下粉，捞粉，然后放调料，加几片牛肉，辣椒面也是加好的，一视同仁，不管你能不能吃辣的，每碗都一样。每一口都会辣的人头皮发炸，拼命吸溜嘴，然后不等辣味消除，接着再吃，越辣越停不下来。桌子上还会摆着很多干净的碗，实在受不了了就拿个大碗到门口的自来水管子里接一碗凉水喝下去涮嘴。印象中不是我一个人被辣得变态，周围很多当地人都不停地冲到水管边漱嘴，男的，女，孩子围在水管边喝一口，涮一会，再吐掉，每个人的两片嘴唇都红红的，像肿了一样，漱完嘴再冲进去接着吃。一碗小小的牛肉粉竟吃的惊天动地。都知道贵阳人爱吃辣，我这半个贵阳人吃辣的本事应该就是这碗奇辣的牛肉粉练出来的吧。母亲说，我们应该是上海来的人里面第一个接受吃辣的人家了。
不光是第一个吃辣，我们家还是全厂第一个养狗，吃狗的人家。父亲爱吃肉，只吃肉，蔬菜基本不碰，。可是在那个年代要想满足他的愿望谈何容易，母亲总是把一星期的菜里的应该给我们吃的尽量减少，攒到周末父亲回家好给他做一炖有肉的菜。记得当时供应紧张，为了让我们吃上肉，父母竟然去买病猪肉，明明知道是病猪肉也买来吃。万般无奈之下，父亲想到了狗。贵阳本身就有吃狗肉的习惯，直到现在，花江狗肉还是一道贵阳的名吃。父亲就从养狗开始，当然养狗的任务就落到了我身上。第一条狗我给他取名“花子”，花子黑白毛相间，没有尾巴，性格温顺。父亲在院子里给它搭了个窝，我放学回来就领着花子出去玩。这成了一个新鲜事，很多邻居把剩菜剩饭拿来喂它，很快花子就长的又肥又大。我知道花子的命运，就和父亲谈判，希望父亲改变主意，但是没有成功。
花子被杀死以后人们把它吊在院子里拨皮，左邻右舍都来围观，我躲在人群后面，看着兴奋的父亲，开始仇恨他。
晚上吃它的时候，我们家屋里院外挤满了人，男的在屋里吃肉喝酒，很快就有人喝醉，喝醉的被人抬出来，然后等在外面的人再挤进去。女人在外面围观，有的一碗一碗盛出来往家里端。父亲让我也吃，我拒绝了，我之后从不吃狗肉可能就是源于这个场面。
第二天，没有了花子的我失落极了，我想找到花子的头把它埋掉，可是父亲已经不记得它被扔在哪里了。我开始在周围寻找。我们家窗户前面是一条小道，小道下面有个坡，坡下面就是小河了。在小道和河的坡面上有一段被人们用来扔垃圾，垃圾被人从上面顺手扔下去，久而久之这就成了垃圾场。那天下午我站在垃圾场上往下看，一个东西瞬间让我毛骨悚然，那是花子的头，它脸朝着坡上，眼睛睁着，看着我。对这个瞬间之后的记忆完全消失了，我忘了这之后我干了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我没有敢去埋了花子的头。
很长一段时间我和父亲展开了冷战。父亲看我真的生气了，才答应以后再也不那么做了。
后来生活区养狗的人家多了起来，我又养了一条大黑狗，叫“黑子”，黑子凶悍极了，打遍生活区其它的狗而无敌手。很多年以后父亲说起黑子就回很后悔，说我们当时太不董事，因为黑子的存在让很多邻居生活得很不安稳。黑子是被厂里组织的打狗队打死的，那天夜里我听到像是孩子的哭叫声凄厉地回荡在楼群间，我知道他们开始打黑子了，我躺在被窝里，开始仇恨他们。
第三条狗我们叫它“孔老二”，不知道是谁给它起的这个当时很时髦的名字。它很小，小到只用两个手掌就能捧起它，它在我手掌里卷缩着，眼睛还没有张开，我和妹妹都非常喜欢它。可是就在它来我们家第一天的夜里，我被外面的声音弄醒，我来到厨房，看见父亲和妹妹都在，他们围着孔老二。父亲把它放在封好火的炉灶上面，试图让它取点暖，但就是这样，孔老二还是瑟瑟发抖。我们在它边上守了很长时间，眼看着它渐渐不行了，我们无能为力。妹妹哭了。
第二天父亲带着我们把孔老二埋在了山上。
我们家从此再也没有养过狗。
看露天电影应该是那个年代很多人的共同经验，我们工厂也不例外，而且工厂给职工提供的这一娱乐活动坚持了很多年。记忆中每个礼拜天都会放映一场电影，风雨无阻。放映电影的地方是在我们生活区和厂区之间的一块空地，一边是山，一边就是穿过我们楼前的小河。空地的一头竖了两根木头杆子，杆子顶部再横一根更细的杆子。天还没黑的时候就会有师傅来挂银幕，师傅从下面往两边的杆子顶部甩上绳子，用绳子把银幕拉起来，底部再用两根绳子把银幕固定住。有时候风一吹，银幕就像船帆一样鼓起来，随风起舞。每次远远地看见山凹里的空地上飞舞着的白色银幕都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地方是早就占好的。占地方的任务都是各家的孩子包揽了。礼拜天的早上，各家各户的孩子起来之后第一个事情就是往空场跑，最心急的甚至这时候就带上几个凳子。但是比较流行的占地方的方法是用石头码出自己的地盘。我们从边上拣来石头，一块一块地码出一个方块，然后在方块里的土地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虽然偶尔会为争地盘而争吵，但大部分时候还是非常文明的，大家都对每家有几口人了如指掌，所以码地盘的时候都非常守规矩，该多大就多大。有的一家明明四口人，如果多码出了一个人的位置就会受到质疑。现在想起来，在这个事情上孩子们表现出来的文明举动，应该都是因为电影吧，期待一场电影的兴奋心情成为了一种共通的密码，传递在每个人之间，由此达成了某种契约。如果遇到已经看过不止一遍的电影，位置可能不需要占了，但放映的时候人是必须要去凑热闹的。没有占位置的孩子就围着人群转着玩，有时爬到树上，有时钻到银幕背面，寻找新的观影刺激。每周一场的电影不光是我们的节日，也是厂外寨子里农人的节日。但是他们也很自觉，绝对不会参与我们的占位置活动，因为能正对着银幕看电影似乎无形中成为我们的特权了。他们会在天快黑的时候过来，爬到边上的山坡上，有的直接从山的那一边爬过来，也不用板凳，直接坐在地上就看了。从下面看上去，满山的人，也是蔚为壮观。下雨的时候，满场的雨伞。人们透过密密扎扎的雨伞之间的缝隙看过去，这排的人要求前一排的人把伞举高一点，而后面的人又要求伞低一点，自己也被要求一会儿高点一会儿低点，招呼声此起彼伏，热热闹闹。有的时候风比较大，吹的银幕扭来扭去，忽凸忽凹，使银幕上的人物也跟着扭来扭去，忽隐忽现，大家就拼命地笑。
79年那年，厂里决定在空场边的河上修建一座大礼堂，即能放电影又能举办文艺演出和开大会。大礼堂就横跨在河上面，它建起来的时候完全是一个庞然大物。奇怪的是我竟有些伤感，因为一旦它建好了就再也看不到露天电影了。我没有能够等到它完全竣工，因为很快我们就离开了。后来听很多同学说，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只在礼堂里看过几次电影。
“不如看露天的有劲”
再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每周日也不再放电影了。同学聚会上有人说，“很奇怪，你走了以后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
其实我以为，不是因为我走了或是谁走了，而是时间走了，童年结束了。
生活在新添寨的上海人在那个时候还不是完全封闭的，过年过节还有不少人举家回上海探亲，然后会带回来上海的东西，吃的，用的，穿的，这会让我十分羡慕，因为我们说是从上海来的，实际上我们在上海是没有亲人的，所以我们无处可去。
但是我很早就做过一次遥远的长途旅行，成为我们这些山沟沟里的孩子第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那是在我妹妹出生前，应该是五岁那年。我被托付给厂里一个东北叔叔，那个东北叔叔要去北京出差，正好把我带到北京我外婆那里。在那里，我要等怀着我妹妹的母亲来到北京，可以把妹妹在北京生出来。那个东北叔叔个子很高，穿着一件泥子大衣，头戴一个鸭舌帽。我被塞给他的时候很害怕，因为那样打扮的人在电影里很清楚是敌特份子。我记不清在我5岁那年怎么会有这种印象，因为我不确定那时以前有没有看过类似的反特电影。如果没看过，足以说明那时拍电影的人是多么了不起，对敌特份子的装束形成的坏人印象是多么具有心理依据。在我做这次长途旅行之前，为了让多年未见过我的外婆在接站的时候可以不错过这两个陌生人，必须为我做个标记。于是我的右手臂上被绑上了一块白色的毛巾，这样可以做接头的时候辨识物。同时母亲给外婆发了一封电报，大概说：“帅于几号到京，接头暗号，右臂的白毛巾”。就是这封电报惹出了麻烦。那一年是1971年，应该是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紧张到过不久林彪的飞机就摔下来了的那一年。这封电报明显会让人产生很多联想。后来我们知道，我们一上火车，只两站，还没出贵州，我们的车厢里就已经埋伏了大量便衣，他们大部分没有戴鸭舌帽，所以我一路没有感到紧张。出了贵州，就由下一个省的便衣接管车箱，他们不远不近地注意着我右臂上的白毛巾，实际上我知道，他们一定认为这个小孩子只是个掩护，边上那个戴鸭舌帽的高大东北人才是重要的目标。但他们一定还弄不清这个帅是哪个反动组织派上北京的。他们都是大人，一定看过很多反特电影。
到了北京，我们没有被允许寻找来接我们的人。而是直接被一群人围着走进了车站的办公室。我记得有更陌生的人抱走了我，那个房间极为高大空旷，我在发烧，因为胆子小，车上的三天我没有拉屎。不知过了多久，才有几个人进来，说其中有人是我的舅舅，虽然我没有见过我的任何亲戚，但从大人嘴里说出我是你舅舅的时候，我会知道这个人应该和我有关系，因为从语言上的我是你的什么什么，就已经直接传递出这种人物之间关系的信息了。发明语言的人也很神奇。经过长时间调查和盘问，我们终于获准离开，但规定是到家以后，没有上级批准不准擅自离开。后来听说大约有一个礼拜，北京亲戚的家门口都布满了便衣。在北京我住进了钢铁学院我姨家，也就是我妈妈的姐姐家里，见到了明知存在但毫无印象的外婆。外婆在我刚出生时帮助父母把我送到了贵阳，但在我记忆开启之前就离开了贵阳，再也没有回去过。在北京的日子里，我知道了我还有一个表姐，一个表妹，因为后来流落在北京的原因，这边的表姐和表妹成为我最近的亲戚。印象中那时的北京很安静，阳光刺眼却不灼人，从住的地方看不见山，看不见水，楼房很大，蹲在地上只能玩耍蚂蚁和碎石。我不想留在那里，我想我的地盘，我想门前的河，门后的山，我想马车，想我的小伙伴。妹妹四月份降生，我们随即回贵阳，回贵阳的神奇之处是我们仨口竟然是坐飞机回去的。四十多年之后的一次整理东西，竟然发现母亲还留着当年的飞机票，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好像还有价钱，56块还是65块记不起来了。母亲说我一路捧着呕吐袋，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圈。但这次的飞行轰动了全厂，厂里专门派了一辆公共汽车去接我们。我想这也应该归于厂里领导的潜意识，因为能坐、敢坐飞机的，只能是比他们更大的领导。
开始第一笔绘画应该是父亲的一个圈套。那时父亲在省京剧团，在宇宙中心上班，偶尔回家。完整地开始和父亲相处是因为妹妹出生后，母亲更加忙不过来，父亲那年正好要随团里下到农村，整团都走，父亲只能把我带上山减少母亲的负担，那年我5岁。全团只有父亲带着孩子，我们就被优惠地单独住在一个独立的阁楼里，阁楼坐落在一个大操场的一角，孤零零地与团部的主楼遥遥相望，这个阁楼楼下就是一个牛圈。阁楼的结构现在想起来就象是湖南的吊角楼，底下是牛圈，四周用木桩支起一个阁楼，阁楼上就是我们的房间，四面都是窗，开门出来有一圈走廊，全部的木制建筑。别说住在楼上，就是靠近阁楼，就能闻到一股干草，泥土和牛粪混杂的味道。后来我一直喜欢闻牛粪的味道应该和这次经历有关。团里的任务除了下地种庄稼以外，还要上山砍树，并且要在冬天正式来临的时候将大量砍好的树烧成炭，为什么这么做，而且为什么这项工作要由一帮城里唱京剧的人来做直到现在也想不出答案。
印象中冬天很快就来了，那时贵阳的冬天寒冷异常，竟然漫天飘雪，农人家的草房檐上都挂满了晶莹的冰柱。而这时候炭还没有烧好。我和农村的同龄孩子们玩耍，冷得受不了就跑到人家的家里，农村人家的屋子中间都有一个大的火盆，里面烧好了炭，冻坏的孩子们可以围着炭火盆烤火。父亲反对我总是去别人家，说这样没出息，我说我冷，父亲就开始想办法，让我抽烟，这样有可能转移一下注意力。这很快就行不通了。但是我却至今记得那口烟，从我眼前飘开去，有一缕很明显地被窗户的窗缝吸过去，窗外冬天的天很亮，衬着这一缕青烟，刺进记忆里。下一个办法是打沙袋，父亲用床单从外面包来一些沙子，缝好，成为一个小沙袋。沙袋一头用绳子系上，另一头吊在屋顶的横梁上，一拳上去，沙袋就荡出去，等它再荡回来的时候再跟上一拳，争取做到左右开弓。这个游戏很快传到了其他小朋友那里。于是没有火盆的我们家也吸引了他们。我们排队打。其中有一个小孩，可能在运动协调性上不如别人，当沙袋第一次荡回来的时候，他出拳，但是打空了，沙袋撞到了他的脸上，他有鼻涕，鼻涕和沙袋混到了一起，我们就一起笑话他。父亲其实是一个窘与人交往的人，每天这样热闹的打拳，很快让他失去耐心，于是很快就结束了打拳这个游戏，这样一来，孩子们其实就被拒之门外了。回到了我们俩，他就试探性地问你来画画好不好？我认为在一个人很小的童年时代，有一个游戏是所有孩子都会喜欢的，而且不分男女，就是画画，或者更准确地说法叫涂鸦。我也不例外，立即就答应了，但那不是我想象的画画或涂鸦，而是正式地画画，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有一种被设了圈套的感觉。父亲正式地找来了白纸和铅笔，并且在小凳子上放上了一个煤油灯，是那种把煤油倒进灯座里，灯芯可以是一段绳子，一头从灯座里伸出来，其余的浸泡在灯座的煤油里，用火柴点着露在外面浸泡了煤油的灯芯，点着的灯芯可以用一个灯座外的璇扭转着控制火的大小，调好了火苗的大小后，用玻璃罩罩上，玻璃罩上面敞着口，外面由铁制成的骨架固定住玻璃罩，最上面是铁丝把手，可以拎着走夜路。火苗调试的大小决定了油灯的亮度，在经常停电的晚上，这种煤油灯便是我们唯一的照明工具。这样的煤油灯在南方很普遍，特别是农村。我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煤油灯，而且我居然真真地对着它画了。这花了不少时间，可能也确实转移了一些对寒冷的关注。父亲可能觉得我有这份才能，或者是他必须要在我身上找到一份不同于别人的才能，画画这个事情就一直延续了下来。一直到多年以后，面临要不要考中央美院，把画画这个事当成正式职业的时候，我放弃了它，因为我断定，这份才能是父亲为了他的理想加注在我身上的，实际的我是没有这份才能的。实际上可能我在表演戏剧或模仿别人这方面倒是有点才能的，证据应该是有一年我可以把父亲在京剧团排演的“沙家浜”整出戏的唱段唱出来。其实真实的情况可能不是整出戏，这应该是后来在厂里误传了，但百分之六七十的主要唱段是不假的。从农村回来以后，有一个场景现在想起来都是很有奇异的画面感。父亲发现我会唱那么多段戏，他就在我们家楼的门洞前拉出一根灯绳，用竹竿固定住挂着灯泡的一端，然后在空地上摆上一些小凳子，在黄昏来临的时候，拉着灯，等着吃完饭以后邻居们的陆续落座，我的演出就开始了。我会站在灯下，一段一段地唱“沙家浜”里面的唱段，父亲尽可能地用京胡给我伴奏。有时也会唱几首“智取威虎山”中的几段著名唱段。现在想来，这简直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离奇场景，一个少年，在那些六十年代中期草草盖起来的砖楼前，面对着那些千里之外迁徙来的上海、北京、东北的叔叔阿姨们，扯着嗓，尖利地挑着高腔，“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望飞雪，满天舞，巍巍丛山披银装，好一派北国风光”。
整个生活区，在我看来异于常人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母亲一个科研室的同事程组桢的儿子，他的名字我至今都不知道，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我们的同学。其实他就在那里，二号楼第二个门栋的二楼，年龄于我相仿。他从来不参与我们孩子的游戏，脸色惨白，戴着一副黑边眼镜，镜片厚到你看不到他的眼睛。我们因为母亲的缘故在他们家见过，我的印象就是那副无论你怎么变化角度都反着白光的镜片。说他异于常人其实就是我知道他会拉小提琴，并且已经在准备报考中央音乐学院附小。惨白，沉默，看不见眼睛的眼镜，独来独往，小提琴，中央音乐学院，这一系列词汇在我心中构成了他异于常人的神秘印象。他父亲神秘地对我说你们两个要互相学习，你画画，他拉琴，将来都会有出息。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他拉琴。母亲说，怕邻居知道，他在家里练琴的时候，会在小提琴琴把连接琴箱的部位绑一圈纱布，这样，拉起来就不会发出太大的声音了，只有他自己能够听到。母亲说，他白天拉，晚上也拉，目的就是要考到北京去。后来我知道他们家和我们不一样，不是来自上海，他们的老家是北京。还有一个他的画面我一直忘不了，他父亲给他在贵阳市找了一个音乐老师。为了去贵阳，还专门托关系给他买来了一辆小型的自行车，红色的。这辆自行车几乎羡红了我们工厂所有小孩的眼睛，它既不是那种有着一根大横梁的二八车，也不是小一号的二六车，比没有横梁的二六女车还小一号，但又不是孩子的玩具车，完全就是一辆迷你版的正式的自行车。
当大部分孩子还只能双脚剪刀式地一上一下费力地蹬着比自己还高的二八大车时，程组桢的儿子就骑着他的迷你版的正式的自行车从二号楼的土坡上飞驰下来，经过一号楼，拐上生活桥的时候还来一个小小的侧切。有时候可以看到他们父子俩人，一大一小两俩自行车，两个背影，一同消失在通往贵阳的路口。听母亲说，他喜欢到贵阳去练琴，在那里，他可以解下琴上的那根纱布，任琴声肆意。
几年以后，我进入了中央美院附中，有一次跟母亲打听他的情况，母亲说我们走了以后他连续考了几年都没有被录取，已经放弃了。再后来听说他们全家搬回了上海，不久以后他去了新加坡，具体的工作是开出租车。
另一个我认为异于常人的叫满意，比我大几岁。我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谁，因为比我大几岁，所以在学校里也没有印象。他是突然蹦出来的。78年我和母亲妹妹去武汉探望已经在那里演戏的父亲，回厂里的时候我已经俨然是个见过市面的人物，等于说我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更加出名了。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说你在学画画？我满意。我心里想我不认识你，凭什么我画画你满意。他说他也要学画画，他要跟我一起画，他的名字叫满意。这个事情过去没多久，他又突然出现，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给我的印象就是飘飘忽忽，不确定地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所以那天他又是那样吓人一跳，他让我跟他走。在学校边上一个废弃的房子里，有一个破烂的空房间，大部分的窗户都没有玻璃，墙壁因为漏雨都翻起了墙皮，长满了苔藓，屋子中间有一个画架，边上的书桌上放着一个复制得走形了的白色石膏像，我依稀记得是伏尔泰像，我说它走了形可能也不准确，很可能是我看到满意照着石膏像画得像涂鸦似的素描形成了石膏像本身也走形了的印象。他说这是他的画室。他的父亲反对他画画，只要看见他涂鸦就打，他只能躲起来，建立自己的画室。你有画室吗？他问。我不知如何回答，因为眼前的一切已经超乎了我的想像。他说“你画的比我好”，这句话在后来他考上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之后一直说，只要我去看他，他就会重复这句话，没有考上中央美院一直是他的心病。还有一句话是“你画过裸体吗？”当时在他的那个破烂的画室里，他强调的最多的一个志愿就是将来一定要画上女人的裸体。后来也是在中戏的宿舍里，他神秘地跟我说他们画上裸体了，当得知我们美院附中画人体模特要穿泳衣之后，他表示惊讶和不理解。“真的？”那时我明明看见他眼睛里闪过一丝得意之色。
“抽烟”，他拿出烟递我一支，眼睛定住我，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个遥远的模糊的下午开始，我始终觉得他总是在拿某种东西跟我比，他的话，他的眼神，只要我有一点示弱，他的脸上就会出现那个说不清是得意还是鄙视的表情。“你没抽过烟？”他定定地看着我。我摇头，他的嘴角向上抽了一下，这是我后来很熟悉的表情。印象中我又去过他的画室两次，一起画那个石膏像，每次他走过来看我，都说，你画得比我好。
他自杀那年我刚刚考上电影学院，而他也即将从中戏毕业。他从中戏宿舍楼跳下来。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说他们同学在宿舍喝酒，，他喝多了，嘴里说的都是女人，裸体，梵高，然后大家离开的时候，他关上门，跳了下来，另外一个版本是他们喝酒，他喝多了，嘴里说着女人，裸体，梵高，然后直接跳了下去。我无意去了解哪个版本更接近当时的真相，我只记得当时面临毕业的时候我去看他，他的桌上摆了一个为毕业做的舞台设计，用白卡纸糊的一个三维舞台模型，脏兮兮的，像他平时的风格，我知道后来他痴迷地崇拜梵高，他抽着烟，说就这样毕业了？最后就弄了这么一个破东西？你考上电影学院了？我记忆中他那天一直没有看我，始终垂着头。
我不知道他的自杀有没有在贵阳的厂里引起震动，毕竟这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但是我能确定的是他当年考上中戏，确确实实在厂里引起了轰动，因为他跟我不一样，当年他考上的时候，他们全家一直还生活在厂里，而且，至始至终，他都没有一个老师。
又过了很多年之后，当我为了拍摄“青红”第一次回去的时候，我问起过我的同学关于这两个人的事，大部分人都回忆不起来了，有的表示好像听说过满意的事，但关于程组桢儿子的事，没有人有印象，甚至我强调的那辆迷你正式自行车，响应者也是为零。这让我迷惑了，难道这是我的幻觉吗？难道我看到的真真实实的东西在他们眼里是根本就不存在的吗？直到有一年我和父亲聊起那时的点滴，我突然发现，从父亲嘴里说出的故事，虽然都和我有关，我却一点印象都没有了，而我讲述的东西，在父亲哪儿也是一头雾水。我突然意识到，世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就像一个门，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进入它的方法，而开启这个门的钥匙其实就是你自己。
错了，还有一个人应该记下来。
他叫许东锋，和我是同班同学。和我正好相反，他是一个数学天才。我们厂有一部分随迁过来的人，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清楚他们的真正性质。小的时候我们只是觉得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没有住在我们的生活区，而是住在更远的农场，他们的生活条件比我们更加艰苦，衣服，书包都是非常破旧的。虽然我们之间没有歧视，但是一起玩耍的时间并不多。他们每天早上都由一辆解放牌卡车把他们拉到学校，放学后再把他们拉回去。他们和厂里那些上海人家的孩子，从口音，穿着都有着巨大的落差，应该说在那时侯看来，他们完全就是农村的孩子。许东锋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的眼睛奇大无比，眼白占据了大部分空间，黑眼珠似乎随时都会掉下来，头发乱糟糟的像鸡窝里的草盖在头上，并且一直溜着鼻涕，不管是春夏秋冬。因为小学时期算术的相对简单，我们人人似乎都能应付，许东锋也只是做得更好更稳定而已。到了初中的时候他在数学上的优势就开始显现出来了。他盯着黑板，可以回答老师提出的所有问题，并且为同一个方程式找出不同的解答方案。他甚至开始用高中的数学来解答初一的问题。有时他在黑板上默默地推演一个方程式，没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所有的符号最后总能引出最后那个标准答案。老师拿他教育我们认真听讲的好处，我们一致认为不是，老师都根本没有讲这些。
那时流行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我们认为他就是少年陈景润，如果陈景润没有解开哥德巴赫猜想，许东锋一定能。
后来我考上中央美院附中那年，听说他成为贵州省的理科状元，被当时很时髦的少年科技大学录取了。那是轰动全贵州省的大事，是我们工厂子弟学校的绝对骄傲。多年以后我再打听他，听说他是在杭州的国家海洋研究院当研究员，属于国家级人才。
每一次我听到厂里的老人说起我们厂出了个导演，之后都会再跟一句还有一个许东锋，贵州省理科状元。
时间恒定持续地从山的那头走来，抚摸过这一片山谷、小河和人们的脸，然后又从山的那头走过去了。
无论是76年一次次看着厂里黑压压的人群聚在各种空场上收听那个回荡在山谷里的压抑的哀乐，还是踩着路上用墨汁写就的巨大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字样，抑或到了七十年代后期，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的青年手拎着单卡录音机游荡在家属区的楼中间，任由邓丽君的“香港之夜”闯入每一角落，还是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时常拉响的空袭警报，都阻挡不住时间的脚步，我的少年时光就这样飘走了。
有些家庭随着社会的变迁，陆陆续续地离开了，而有些家庭已经无力再走，他们成为经过这里的时间的守望者和见证者，一代又一代。
父亲说，如果当天他错过那个千里之外的电话，我们也许就和很多家庭一样继续地生活在那里了。那天厂里的高音喇叭在对面的山上对着家属区喊话，让父亲速来厂里接听一个长途电话。父亲说当时他听到后的第一个反应是完了，他母亲死了。就在别人要挂断电话的时候，父亲气喘吁吁地赶到了。电话是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的领导打来的，问他是不是叫王家驹，有人推荐他来武汉演戏，问父亲感不感兴趣。
命运的绳头在遥远的武汉动了一动，在这之前，我连武汉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
父亲说过，在中国，个人是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的。少年时听父亲这么说会莫名其妙地燃起仇恨，是谁那么坏，谁不让父亲决定自己的命运。直到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再一次提起这个关于命运的话题，我已经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成年人了，我只能说命运可能和个人的决定无关，命运就是命运，但要看它身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命运就象是一条不知流向何方的河流，我们就是河床上的水，顺流而下，无法控制。虽然河流的命运可能无关乎它自己，而是它流过的地方，但是那些地方因为河流的滋养，又有多少生命因它而诞生，成长。比如三十多年前那个来自武汉的电话，不仅改变的是河流原本的走向，它拐了一个弯，让这个弯里的这一片土地得到了滋养，那片土地里就有我，我妹妹，我母亲，有我们这个家。虽然在弥留之际的父亲口中说这就是命运，没有办法，但我知道，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是多么渴望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啊。
父亲谈到最多的是尊严。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面对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他的儿子，父亲始终表达着对个人，对生命的尊重，以及人的尊严的不可侵犯。记得那时候下班回来，大人有时候会聚在某个同事的家里喝酒，唱歌。唱歌是必须轮流来的，大家围坐在一起，一个手风琴伴奏，然后一个一个挨个唱，不唱是不行的，这是大家最快乐的时候，扫兴是不可以的。于是，大部分那个时代革命歌曲都一一唱过来了，轮到我父母，他们开始永远都是扭扭捏捏，扮演着扫兴的角色，总是要在大家的起哄下父亲才重复那些话，比如你们先进啊，都是革命歌曲啊，我一个都不会啊，这一套每次都一样，然后大家就妥协说那就唱那首吧，于是就唱那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兰兰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齐飞翔。如果有人来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就骄傲地告诉他，这是我的故乡”，而且每次都唱到这儿就停住了，后面的词坚决不唱，就算大家再起哄，提词，父亲也不唱。每每如此，成了笑谈。
从66年到贵阳，到79年离开，十三年。人们总是奇怪我为什么对于这段时光如此看重，而更多的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少年时光早就淡忘了。我的理解是，对于很多三线子弟来说，那个时间和地域太封闭了，他们的身份也太特殊了，那么多年，他们就象一群抱团取暖的人，因着同样的命运生活在一起，构成了于外界不同的生命记忆。特别是对于后来离开的人来说，那一段生活就象一坛老酒，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空间里突然被封存了，以至于后来的风风雨雨都于这段记忆无关，它是属于三线人自己的秘密。
快要离开贵阳的时候，在已经搬空了的家里，我发现一面小小的圆镜子。我不记得我们家还有镜子，因为在别的小朋友家里，几乎都有大大的五斗橱、大立柜，大立柜中间会有一面大大的镜子，干干净净地，他们会站在前面照照自己，女孩子过年如果拥有了一个新的蝴蝶结，一定会在镜子里好好照一照，看一看突然降临的美丽。而我的父母不喜欢照镜子。所以母亲说那个小小的圆镜子其实一直挂在墙角的墙上，我才想起来是有这么一个小东西，而且这个东西还引起过我对我们这个家的反感，心里想看看别人家都有多么漂亮的大镜子，而我们只有这么一个丑陋的小东西。因为长期没人想到去照一照自己，镜子上面蒙上了一层灰，加上挂在吃不着光的墙角，即使你凑上去想照照自己也是非常困难的，它小到连你的全脸都照不全，而且因为周边的黑暗使得它也是一团昏黑，我一度讨厌过它以至于忘了它的存在。现在想来，我是冤枉了这面小镜子，它本身一定愿意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然而它座落的地方由于昏暗且无光可反，所以始终显得镜中无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