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推着他那辆德式自行车，带着我和妹妹走进厂子后面的一个寨子，记不起是哪年了，妹妹差不多三岁，我应该差不多是八岁。也记不起我们为什么要进入那个寨子。快到寨子口的时候我们停了下来，这是一条山路，不远处就是村口，父亲让我们等在山路上，我们就停下来，父亲把自行车留在原地，让我看着。父亲独自向寨子走过去。那天他穿着一件深灰偏蓝色的中山装，就是几年以后我转学到武汉华中工学院附中读初二的第一天穿上的那件。父亲有一点罗圈腿，身材矮小，但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发福，走远了到山脚下的时候，更显得弱小。狗吠叫着蹿出来的时候，我和妹妹吓了一跳。瞬间就不止一条狗扑出来围住父亲。他显然也没有预料到这个情况，慌乱中他左突右冲，不停弯腰捡地上的石子，嘴里发出和狗对峙的吼叫。在听到动静冲出来的村民的帮助下，群狗被压住了，父亲回头看看我们，继续走向村子。我清晰地记得这一幕，远远地看着无助的父亲，恨不得立即冲上去帮助父亲，但是我知道我太小了，心里太害怕了。那一刻竟然心生愧疚，恨自己无用，而父亲，也给我留下了高大、勇敢、同时又惊慌失措，渺小无助的混杂印象。现在想起来，父亲这种混杂的形象在很多人的成长过程中都是经历过的吧。
父亲出生在1935年，具体生在哪里他竟然每次说的都不一样，有说山东青岛，有说山东威海，又有说辽宁丹东，这倒是和他一辈子在许多事情上都糊里糊涂的性格相一致的。他也说起过老王家闯关东，闯到辽宁丹东的大王沟，因为这一段变迁史，他把我也算成了是辽宁丹东人，以至于以后直到现在，我的户籍上的祖籍部分一直写的是辽宁丹东人，从此也建立了我的糊涂史。因为我明明出生在上海，父亲又是出生在山东，可我又怎么辗转到辽宁去了？有趣的是，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去过丹东，前年为了筹备一个后来没拍的戏，去了整个辽宁看景，我们的车在高速路上几次路过丹东出口，我们竟没有一次拐出去，我跟组里人说了我和丹东的关系，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几次错过。问起闯关东，父亲也没有什么印象，就基本知识而言，闯关东是从山东往东北闯，那里有粮食可种，而且那个时候远在父亲出生之前，所以由此推论父亲是不可能经历过闯关东的。至于怎么后来又离开了丹东，回到山东老家，父亲倒是反复讲过一段往事。他说当时老王家闯完了关东以后发展很好，是当时一个大户人家，我奶奶，也就是我父亲的母亲是个精明能干的小媳妇，个子极其矮小，后来我上了美院附中以后到济南看望她，她也就差不多到我的胸口。父亲说爷爷是个窝囊废，成天稀里糊涂，（这一点也似乎在我父亲身上得了一些遗传痕迹，但对于父亲我会去掉后面那个“废”字）当时爷爷是邮局的负责人，事发的当天夜里，老王家后面的山上突然火把齐明，枪声大作，一股土匪三面把老王家的宅院围住了，乱成一团的家人中只有我奶奶挺身而出。经过谈判，土匪给了我们一整晚的时间收拾东西，但金银细软必须悉数留下，否则血洗老王家。奶奶回来马上召集了全家老小，收拾家当，留下细软，天不亮带着全家顺着土匪开出的一个口离开了大王沟。父亲说他印象中全家带佣人好几十口，手举着火把，浩浩荡荡，场面震撼。她说，那个小脚老太太，厉害。
但这次的迁移是否就使老王家回到了山东，父亲始终不甚了了。反复听了几次这个故事，能够佐证老太太厉害的，还是我去济南看望她的第一次。父亲说奶奶已经快八十岁了，但头脑清晰，虽然已经几乎下不了床，但坚持天天看新闻，关心国家大事。见到她时，她就一直拉着我的手跟我说，“华国锋了不起，粉碎了四人帮啊。”当时惊讶于她竟然知道华国锋，确实厉害。就这个印象来说，那时应该已经是1976年以后了，或者刚刚过了10月。后来我考上了美院附中，父亲又让我去了一次，目的是让我给奶奶画一张油画肖像，我照办了。后来这幅画一直是我父亲逢人便夸的骄傲，不过在当时，父亲过于以儿子为骄傲，我倒是不以为然的。按照这个印象，应该是85、86年的事情了。
除了这些印象，以后的老王家怎么又成为了安徽合肥人，父亲大体说的是因为战争。战争中邮局的工作是不稳定的，随时要变动地方。她说爷爷后来当上了邮局局长，被调到了合肥，所以全家就到了合肥。因为母亲家也在合肥，也是邮局的，所以俩家就认识了。父亲在合肥读了初中和高中，在高中时开始和母亲谈恋爱。父亲还有一个哥哥，我叫他大伯，还有一个姐姐，我叫她姑姑，晚年分散在中国各地。大伯家在常州，姑姑和奶奶生活在济南，而我们家从贵州、武汉、北京到处飘荡。
父亲年轻时生性活跃，不知从何处听说了上海戏剧学院招表演学生，他瞒着家里人偷偷只身到了上海，凭着他活泼好动的性格竟然考上了上戏表导系。他说幸亏那一年上戏把表演和导演一起招，要不然只招表演的话，他那个小个子、单眼皮，立在舞台上观众都不容易发现，那是万万考不上的。其实后来父亲一直双眼皮，我问他怎么回事儿，他不说，说不知道啊，可能是后来慢慢就变双了吧。母亲悄悄跟我说，那是他去拉的双眼皮。木已成舟，家里也没有办法再反对了。过了两年，母亲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我想，他们至少有四年是只能用放假回家的时候继续他们恋爱约会了。
听后来父亲的同学、老师说，父亲在学校的四年光彩照人，才华横溢，他们排练《钦差大臣》、《玩偶》等苏联剧目，父亲虽然不能个个演主角，但即使是配角也最吸引眼球。父亲说他最看得开了，你想我们班有焦晃、杨在葆，那都是极高极帅的小伙子，演主角哪有他的份儿，但他就是靠灵，靠戏让老师竖大拇指。这一点，我倒是始终相信的。因为后来不管我看他拍戏，还是给演员和学生说戏，的确是十分感染人的。父亲的嗓门大而亮，他说他只需要轻轻地一开口就可以让剧场里最后排的观众听得清清楚楚了，这一点我更信。因为后来在贵阳，他在家里准备好我要画的静物，然后出门把正在不知何处疯玩的我喊回家，那一张口，尖亮的嗓音就穿越沿山而建的栋栋房子，抵达我们孩子们玩的地方，抵达我的耳朵。那个时候我是极其害怕这一声喊的，心情会沮丧极了，因为玩的可正是高兴的时候。
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不知道，父亲其实从上戏毕业后留校任教了整整八年。加上大学的四年，父亲在上海呆了十二年，从55年入学，到66年离开，这是一个非常不短的时间。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父亲应该已经完全融入到上海的生活里了。如果不发生后面的事情，父亲应该就这样继续下去，直到退休，老去。
变化开始于65年66年，或者更确切的说，变化从他跟母亲结婚就开始了。父亲毕业于1959年，母亲因为她学校的原因，原本应该在1960年毕业的她，延迟到了1963年才毕业，毕业后即被分配到上海光学仪器厂，同年与父亲结婚。按父亲的话说，开始有了牵挂，有了一份责任。两年以后的1965年，在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之前，中央政府就有了开发大三线的计划，并陆续开始实施。大规模的迁徙从66年开始，因为母亲怀着我，所以我们没有赶上这一批迁徙者。我出生在5月份，母亲说如果当时人按照现在人的想法，她是完全可以想办法以孩子刚出生为由躲开去三线的，但那时候人老实，相信党，相信社会主义，国家培养了她，她就要去为国家做贡献。当然这不是她一个人的想法，当时的国人都是这样的，热情，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劲头。所以，差不多在我出生4个月后，我们全家就踏上了去贵州的火车，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爆发，父亲说在火车上，一开始还好几个车厢都是上光厂的人，但没过多久，就冲上来很多串联的红卫兵。所以，一路辛苦。那一年的十一国庆节，我们是在贵阳过的。
三线的迁移是这样的，如果某个工厂的抽调人员是已婚的，那么国家会动员配偶一起去，如果配偶恰好是同单位的，那么更不用说。但如果配偶是外单位的，经过动员，配偶同意的，那么一纸调令就会发过去，而对方的单位是不会也无权拒绝的。我父亲就是属于后一种，当时叫“放人”，父亲说当时调令一来，上戏马上“放人”。
家属的同意不同意也分几种情况，一种同意是不得不同意。在当时那样的政治环境下，这是使自己更安全的方式。一种是那时的他们正值年轻，可能刚刚结婚，不愿受两地相思之苦，或者刚刚生了孩子或配偶有孕在身，不得不去。当然很多人是怀着希望和理想投身到这场建设中去的。所以，大三线的建设，参加者都是一整家一整家的人，有的甚至还带上了自己的父母。所有人的户口，档案都一并全部迁往新工厂所在地，从此成为当地人。
父亲说，为了照顾刚出生的我，外婆来到上海，并随我们一起去了贵阳。但是外婆没有呆多久，因为我的一个舅舅也生了孩子，外婆转而去照顾她孙子去了。
有一个画面是父亲反复说的，他说我们这一拨十一前去的人，刚刚到的时候，先期去的人都来迎接，帮着各家搬运行李。他看到，沿着山脚摆放着各家各户运来的家具，床，书桌、五斗柜、沙发、锅碗瓢盆，密密麻麻，绵延开去，蔚为壮观，父亲说他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完了”，这一切不是梦，不是幻觉，这就是现实了。
我们工厂所在的地方属于贵阳市乌当区的新添寨，四面环山，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寨子。厂名也由原来的上海光学仪器厂改为新添光学仪器厂，主要生产潜艇的潜望镜。
父亲一开始被安排进了厂工会，负责一些文艺宣传类的工作，比如厂里开大会，父亲要把主席台上的桌子摆好，红桌布铺完以后，再摆上麦克风，并且要确保他们能发出声音。偶尔也下车间，做一些简单的工作。父亲的车间是二车间，主要的工作是磨刀，把其它车间机床上用损了的钻头，刀具送到二车间，父亲把他们卡进专门磨刀的机床上，把他们重新磨锋利。这样情况持续了两年，后来因为父亲的情况太特殊，厂里同意他调离，但前提是不能离开贵阳。父亲托关系进到了贵州省京剧团。我问父亲为什么最终进的是京剧团而不是话剧团，父亲说那时候话剧团哪里还有戏可排？几乎都是荒废的。但京剧团至少还有几个样板戏可以摆弄，并且，就算是京剧，毕竟还有一个舞台啊 。
父亲在省京剧团有了一个宿舍，只有周末回到新添寨。从厂里骑车去市里单程要一个半小时。现在这段路修了高速，从京剧团到厂区开车要半个小时，在不堵车的情况下。按照这个比例，骑车一个半小时已经算快了，而且当年是土路，加上不停的上坡下坡，辛苦程度是可以想象的。
可能因为还太小，虽然跟母亲去过京剧团，但留下的印象并不多。依稀记得为了躲开厂里搞的武斗，母亲带我在父亲那里住了几天。京剧团是那种老房子，父亲宿舍的房间很高，窗户是很大的老式带大漆黑格子的样子。有一天晚上停电，屋里屋外一片漆黑，突然外面传来嘈杂的人声，很快转变成所有人呻吟，嚎哭，我躺在床上一动都不敢动，父亲和母亲趴在窗户边往外看，我害怕极了，似乎那个瞬间父母都离我很远，只有我孤伶伶地被遗弃在黑暗中。印象中那嚎叫的声音遥远而空旷。父亲说他们这儿也斗上了。屋外有一个很大很空的引水渠，声音就是从引水渠里传来的。很多年以后我还在想，怪不得那声音听上去怪怪的，可能跟那个引水渠的回声有关吧。
另一个印象是看京剧演出。第一次正式在剧院里看《沙家浜》，父亲和我坐在观众席上。父亲说只要是好人的场面，舞台灯光大亮、发出温暖的色调，我就还行，一到坏人要出来的场面，舞台灯光变暗、发冷，我就开始紧张。舞台上“啪啪”的开枪，我就害怕，父亲要帮我捂住耳朵。但是他说，最让他惊讶的是，我最害怕的是舞台上的大帷幕，帷幕是大红色的，一幕终了，帷幕在激烈的鼓点声中徐徐拉上，我就惊恐的钻到座位底下，直到下一幕开启，灯光重回舞台，我才敢直起身。可能是巨大的红色帷幕拉上时，在灯光的照射下帷幕如波浪一样滚动，吃光的一面和背光的一面翻滚交错，形成巨大的压迫感和晕眩感所致吧。
等我和母亲回到厂里的家时，小朋友就来招呼我去山后面厂里最早盖的干打垒的房子边上，那上面密密麻麻的布满了弹孔，黑洞洞的，有的比较大，他们说大的那是小钢炮打的。我很惊讶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现在想来，我们去父亲那里躲避的就是这个了。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父亲在省京剧团有没有正式的导演过一出样板戏，但是周末偶尔会有京剧团的同事来家里做客，从他们口中听到叫父亲“导演”、“王导”一直觉得非常别扭，那是一个从来都没听说过的职业，而且这个称呼让父亲的身份越发模糊。
唯一看过的一次父亲导演的戏是一出话剧，主要是父亲和我们的一个邻居没事的时候突发奇想，说召集厂里热爱文艺的工友自己排一出戏。内容是关于农村要兴修水利，而村里的地主故意要搞破坏，最后被村民揪出来的故事。我们的这个邻居叫卞铁夫，他们一拍即合。父亲的描述是卞铁夫平时异常活跃，车工，木工，甚至舞文弄字，无所不能。他们说服了厂工会给与支持，直到现在与卞铁夫聊起这个事情也觉得不可思议，在那样的年代，专业剧团都不再排戏的时候，他们两个是怎么说服厂工会给与支持的？而且计划中一但演出成攻，还要到贵阳市去演，还要到北京去演。他们在厂里某个车间的楼上辟出一个排练场，演员和工作人员都是业余上阵，父亲边排练边教他们基础的表演知识。排练大部分在夜里进行。父亲让我没事就去看他们排练，因为到了晚上休息时可以吃到夜宵。我就在天黑以后进去，边看排练边苦苦地等着宵夜时间的到来。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场高潮戏，演地主的演员要被村民们揪出来，然后跪在地上。那个演员一次次地被揪出来，然后“扑通”一下跪在地上。父亲反复要求他跪的时候要真实，但是地是水泥的，太硬，演员一直喊受不了。反复多次以后他大叫着说自己裤子的膝盖跪破了，要剧组赔偿，大家就笑话他。他跳起来发誓说正式演出的时候他保证会真跪的。排练到中间宵夜就到了，有小米粥，豆沙包，有时还有馄饨。我饱吃一顿，然后溜之大吉。
演出的当天成为厂里有史以来最大的节日。排练厅改成了剧场，装上了灯光，布景。通往剧场的是一个楼外面的铁梯子，上面和下面的入口都有人把守，但这也挡不住人山人海想往里挤的观众。我和几个同学也拼命往里挤，到了下面的铁梯上，我自报了身份，他们竟让我们进去了。上到楼梯顶上回头看底下拥挤的人群，心理顿生出无限的自豪感，原来在这个事情上，父亲竟然是最大的官，报他的名字竟然会获得如此大的特权，这就是导演的含义吗？
演出很成功，排练的时候几个总是不顺的点那天全部安全度过，那个演地主的演员，一跪下都发出“咚”的一声，他完全投入了角色，痛声自我揭发着自己的罪行。听说之后他们真的在贵阳市演出了几场，让省话剧团的专业人士都啧啧称奇。演出最后没有能继续北上北京，听说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市文化局希望根据形式让父亲在戏里加进一些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就是批判邓小平的内容，父亲没能做到。另一个就是在这之后不久，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中国大变。
父亲一生谨小慎微，绝不参与任何一项政治运动，更不参加当时闹得很凶的几派武斗组织，什么“保皇党”“四一一”等他一概躲避。他说这样做虽然当时得不到什么好处，但至少保证家里是平安的。这一点是他一生一直引以为傲的。
“这一点我是最成功的我告诉你”他反复这样表白。
年轻时对父亲的这一态度一直不以为然。总以为所谓“平安”不过是一种逃避而已，所以内心经常希望哪怕他做出一些出格的事，好让“平安”里多出一些故事。现在想来好在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也惊讶于父亲具有的出离了当时疯狂的理性的眼光。
他说唯一的一次他敢于站出来和组织对抗是因为我母亲。那时候母亲正怀着妹妹，京剧团要全团下到农村搞斗批改，没有任何人可以请假。下去之后父亲担心母亲，母亲的信中说她反应很大，又要上班，有一点吃不消。父亲就在一次全团大会上站起来，陈述了家里的情况，希望能回一次家照顾母亲。他回忆说，那可是不简单，在那个时候，全团几百号人学习政治文件，团长又三申五令不许请假，他是哪里来的勇气站出来的？他说他当时有点像要英勇就义的意思，豁出去了。团长下不来台，说下去商量，父亲说他管都没管，散会就离开了。
等母亲临产，把我和母亲都送去北京生产以后，父亲再回到农村。团长组织了一个批判会，父亲心里想“批吧，老子认了。”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没有一个人起来批判他，甚至所有的妇女都起来声援他说，这样的事情导演当然要回去管的。批判会不了了之。这一次的反抗是他以后很长时间一个骄傲的谈资。
母亲在北京生完妹妹，我们回到贵阳。母亲更没有办法一下子照顾两个孩子了，父亲就来把我接到乡下，我在那里和父亲单独度过了一个秋天和接下来的冬天，那年我五岁。
那个时候，团里的人都要上山砍柴，然后把砍下的柴做成炭。父亲不放心把我一个人放在家里，就动员我一起上山，说我们一起劳动，你下来的时候也背上一些木材，我很兴奋的答应了。下山的时候，父亲背上一个大捆的柴火，就给我也绑上几棵小树枝让我背着，我认为自己责任重大，所以异常兴奋。
父亲容易迷路，这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有无数次迷路的经历。一次在常州他哥哥家，出门的时候挨个记住了门牌和小巷子的名称，等回来的时候就在小巷里迷路了，一直在附近转，直到晚上九点多，大伯知道他又迷路了，只好报了警，最后在离家门口十几米的地方找到了他，那时候他已经六十出头了。
我们上山的时候他就一路提醒我这是到哪里了，这条路回来应该怎么认，我想那时侯他这么做似乎也是在暗示自己不要迷路。因为带着我，我们很快就被大部队甩开了，茫茫大山之中就剩下我们两个人。我们到了林中的一小片空地，长满绿绿的野草，我们在空地上休息了一会儿，吃了馒头夹肉松。肉松是母亲的姐姐从北京寄给母亲，母亲又寄给我们的。吃完馒头夹肉松我们继续上山，刚刚离开空地，我们就来到一个林中的路口，有两条岔路小径，伸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我们要走的是右边的一条，父亲边走边说，你看，我们现在就有两条路，这条路是回去的路，你要记住，万一我们走丢了，你又忘记应该走哪条路了，你可千万不要自己乱跑，你就乖乖地呆在和爸爸走散的地方不要动，因为爸爸肯定会回来找你的，你只有呆在原地，爸爸回来找你的时候就能找到你了，否则你要是乱跑远了，爸爸回来就找不到你了。
我们各自背着柴禾下来的时候又经过了这里，父亲竟然完全忘记刚才所说的一切，并且执意要顺着小径继续往前而不是左拐下到不远处的空地，那个空地我们刚刚坐下来休息过。我就把刚才我们如何经过空地，如何休息，如何吃的馒头夹肉松跟他回忆了一遍，他承认是有这么回事，但是在这里吗？他将信将疑的跟着我左拐，穿过空地，再上山到了大路，这下他认识了。他夸我说要不是因为我，我们两个今天可要倒霉了。那个时候我是坚信他迷路了，而且还有一种我救了我们的成就感。但现在想来，这里面似乎有一点可疑。假如，不是他真的迷路了，而是特意地来这么一下，好让我独立地承担一点什么然后产生一种成就感也不是没可能的，并且如果真是这样，那他的这个小伎俩是非常成功的，因为这是长时间以来在我与父亲相处的记忆中非常深刻的片断，甚至一想起来，那些林中野草的味道，在耳边嗡嗡作响的飞虫，馒头夹肉松在口中的香味都会一下子扑面而来。后来我们曾多次说到这段，我问他他是真的不记得路了吗？他说他保证不是故意的，是真的迷路了。
“我就是这么个糊涂人。”他强调。
后来自己有了儿子，在和儿子上街的时候，也是学着父亲在第一时间跟他强调，万一我们走散了，你就一定要在原地不动，爸爸一定会回来找你的。这样的经历和教育，我相信很多的父母都会有的吧。
记忆中父亲的想法总是和当时的大环境、大趋势，大口号背道而驰，长期给我留下了孤独和卑微的印象。
在贵阳的时候，母亲的同事经常在周末搞一些家庭聚会，磕磕瓜子，喝喝茶，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唱歌，有一把手风琴伴奏，每个人都必须轮流唱歌。人们一个一个站起来唱着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万泉河水》《红星照我去战斗》等等。那些高亢，激昂的歌声，唱歌者喉头的上下滚动，都让我热血沸腾。但每次到我父亲，他都是推托最久的，实在推不过去就把母亲拉起来。每次唱的都是同一首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声音轻柔、低婉，气氛总是一下子就不那么热烈了起来。而且每次只唱到“若是有人来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就骄傲的告诉他，这是我的故乡。”之后就不唱了。后一段“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成长”就说记不住词，引来一阵哄笑。
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有找一个地方藏起来的心思，太丢人了，太没本事了。一块儿的小朋友也笑我，我没有办法，只能心里恨为什么他们那么不争气呢？
还有一次是在毛主席逝世的灵堂告别仪式上，我们学校的小朋友轮流进入在厂食堂临时搭起的灵堂里。那个时候已经哭喊声一片了，我不能落后，我也哭，而且我是班长，必须带头，我就放出最大的声音喊着哭。后来控制不住了，走出灵堂还在大哭，哭得呼天抢地，老师也制止不住，这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父亲和母亲突然出现在队伍的边上。父亲大吼一声
“别哭了！看你这样子，没出息！”
这一喊如晴天霹雳，我立即守住嚎哭，心想怎么了？哭不对吗？爸爸为什么那么反动？
后来我们讨论过，当时他怎么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做？他说想想也真是后怕，但是当时看到我哭成那样，突然心生厌倦。
父亲有一个极大的爱好是收听美国之音，这让我们家经常处在一种诡异而神秘的气氛里。要知道在那个时候这样做是绝对不容许的，但他实在抵抗不住那个来自大洋彼岸的另一种声音。他把收音机调到短波频道，用最轻微的音量仔细地搜寻着一片噪音中偶尔闪过的最清晰的瞬间，往往听一会，一轮刺耳的噪音就会覆盖上来，父亲会恨恨地骂一句“最近干扰的厉害”，但就是这样他还是不停地趴在收音机边搜索着。
母亲叮嘱我千万不可以出去乱说，会坐牢的。所以，我以为这是我们家天大的秘密而且不可告人。每次听完，父亲都会叹一口气，他后来常有叹气的习惯，我很担心，经常劝说他这样对身体不好，但于是无补。
有一次我半夜又被一阵轻微的躁音弄醒，看见父亲一个人坐在床边的小桌上边喝酒边听噪音，耳朵几乎帖在了收音机上。见我醒来，他叫我过去，我问妈妈呢，他叹起气来，说你妈妈真积极啊，去厂里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到现在还不回来，真是气死人了。随后倒了一杯白酒让我喝，我不敢，他说喝，不怕，男子汉了，我尝试着喝了一小口。
想想也是奇怪，自己人生中第一口烟，第一口酒竟是自己的父亲怂恿的。
（见“镜中无光”）
现在想起来，我就是在不断地适应着父亲这种与当时大部分人格格不入的另类行为里长大的。
父亲的行为显得另类的另一个事情是，父亲坚决不打我和妹妹，也严令母亲不许打孩子。要知道这在当时的教育环境下，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小孩子都是打出来的啊，小孩子就要挨打的呀，不打怎么办？小孩子不听话，学习不好怎么办？就要打呀。所以我的小朋友们三天俩头被打的哇哇叫，然后再跑出来玩，声称自己被打了。好像昨天你被打了，今天我也被打了，这样才对啊，这是个很骄傲的事情啊，大家一样啊。你没被打吗？你没挨过打吗？这样的问题问得我很尴尬，好像我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好像因为没有挨过打，我们就没法一起玩了。这个尴尬直到现在还存在，很多人在谈到小时候如何挨打，挨打的方法，以及所用的工具等等，显示出他们是一群正常的人，每次这个时候，我是无法插话的，并且明显的感到自己是个有缺憾的人。
说一次都没有挨打也不对，挨过两次。
一次是因为偷了家里的两毛钱去寨子的商店买了几颗糖和小朋友们分了。那时候家里的钱就放在一个柜子里，有几毛的，一块的，最大的五块。
我们在寨子里唯一一个商店的柜台前买完糖，回身出门，边走边一人一颗糖往嘴里塞的时候，母亲却鬼使神差的正面站在商店楼梯下面的马路上，正正地盯视着我们。回家后，母亲问我是哪个手偷的，我想右手要干很多事，就说左手，母亲让我跪在橱柜前，她拿了一个戒尺，我想，我终于要挨打了，明天我就可以告诉大家我挨打了。那次打重了，晚上左手背像馒头一样肿了起来，好像还亮晶晶的有水在皮肤下面流动。母亲惊慌了，带我去了厂医务室，我心里想，哼，你也害怕了吧，看爸爸回来怎么说你。
父亲回来知道事情的原委，默不作声，即没有指责母亲，也没有说我。第一次没有得到父亲的呵护，我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第二次是因为我们几个高年级的同学在操场上玩，看见一个平时比较怯懦的同学和他的弟弟。我们上去围住他们，有人说听说这个弟弟摸过女人的奶，就要他说说摸女人的奶是什么感觉。他就是不说，哥哥上来保护弟弟，他们打了起来。混乱中不知谁一下把哥哥的眼睛打出血了。当时的我始终在边上看着，即没有参与也没有制止。
兄弟俩哭着回家了。我们也就散了。
我独自回家，刚刚进院门，兄弟俩领着他们的母亲，后面跟着许多看热闹的邻居浩浩荡荡地往我们家走来。这天是星期日，正好父亲在家，同时父亲的几个京剧团的同事来家里作客，他们在里屋和父亲谈天喝酒。
听到外面的动静，父亲就出来了。兄弟俩的母亲领着眼睛出血的哥哥和一众邻居刚一进院，他们的母亲还未张口说话，父亲猛地抡起胳膊给了我一个满满的耳光，我被打倒在地。那个母亲见状赶紧说老王你误会了，不是他打的，是他领着那些孩子打的。父亲惊了，怒吼到不是他打的你来我们家干什么？谁打的你找谁去，滚！
他们被喝退出去，向下一家走去。父亲没有吭声，进屋去了。
过了一会儿，一个京剧团的叔叔出来安慰我，打疼了吗？你爸爸说冤枉你了，他在里面哭了。
这个事情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只谈论过一次，他对那个女人心生怨恨。
学习绘画应该是父亲强加给我的愿望了，实际上应该是他自己的愿望。
贵阳家里橱柜顶上的玻璃板上压着一张扑克牌大小的画，是一幅小油画，很抽象，大致是一把伞，深蓝色的背景和黄色的前景，大致像伞的地方用刮刀刮了两下，这样看起来就像是伞上下着的雨了。关于这幅画的内容也都是我们猜测的，从来没有向我父亲证实画的是什么，但是是他画的他是承认的。他说在考上上戏之前，他有过学习绘画的志向，但是很快感觉自己没有这个才华，就放弃了。后来一直后悔，说如果当时是选了绘画这个专业该多好，自由自在，无论在哪儿，无论在哪个单位，自己高兴了就画画。不像现在搞的这个，一切都要受制于别人。所以他说你应该学习画画，千万不要走我的路，在中国搞戏剧是很痛苦的，自己的想法是得不到发挥的。
我画的最多的是父亲的肖像。他是个急性子，起步时一些基础的东西很快就过去，直接画人像，而且要对着真人画。他认为最难画的就是人，他们有血有肉，有生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要抓住人的神气，肖像就是要画出人的精神气。
现在想来他实在是太急于成功了，恨不得让一个十岁的孩子一步到顶。但是他又是一个极端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人，不好意思给我找不同的人来做模特，所以他就自己当模特。于是我就对着同一个模特画了数十张肖像，正面的，侧面的，四分之一侧面的，五分之四侧面的，甚至有一次我们实在找不到新的角度，我们还画了一张全后脑勺的。现在的这些画大部分都遗失了。有一次我严重的抗议了，父亲也觉得这个事情这么下去也不太对了，他就到厨房把正在做饭的母亲拉进来，于是我有了一个新的模特。母亲毕竟要操持家务，没有那么多时间一动不动的让我画，所以我画母亲就要少很多。
我还临摹了很多印象派和苏联的风景画。现在我都不甚清楚那么几本让我临摹的画册，父亲是从哪里搞来的，要知道那可是在七十年代啊。
我实在忍受不了在家里画画了，提出要出去写生。父亲是那种对我绘画上提出任何进一步的想法都欣喜若狂的人，他认为这是我主动开始感兴趣的表现。父亲就用他那辆老式德国自行车带我出去写生，我们到山里，到村庄里，画树，画花，画房子，因为能够出去，我会假装更高兴，更积极一点的。
后来到了武汉文工团以后，因为话剧团里有正式的舞美队，而那时刚好从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分来几个毕业生，父亲如获至宝，于是开始拉拢他们。他们都是刚刚毕业的年轻人，离家千里来到武汉，父亲就三天两头把他们请到家里来，买鱼，买肉，买酒，让母亲给大家做，然后很自然的，他们就成了我学习绘画的正式的老师。他们也成了和我们家保持了最长久，最亲密关系的好朋友。
1978年初一个长途电话打到了厂里，那个电话改变了一切，还惦记着父亲的上戏的同学，老师向正在为话剧《东进，东进》选角的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推荐了父亲，父亲出演国军将领韩德勤一角，并因此争取留在了武汉进入部队系统。一年后，母亲也得以随军家属的身份离开了新光厂，我们全家迁到武汉。
父亲其实不喜欢入伍，因为他受不了自己这么大年纪了还当个小兵，见到谁都是首长。但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在当时的中国，任何单位的人员调动都是异常困难的，唯有入伍，然后家属以军属的身份跟随配偶是没有人能阻止的。我们成了最早离开贵阳的人家之一。
刚去的时候我们笑话他，因为他的爱吃爱睡，四十多岁就已经是个大胖子了，可是穿的却是只有两个兜儿的军服。两个兜子的是士兵的军服，上下四个兜子的是军官的军服，我们笑话他说他年纪那么大，那么胖，穿着士兵的军服但看上去像个将军。那个时期父亲是快乐和爽朗的，很快他做回了导演本行，兜儿也很快变成了四个，到退伍时享受副师的待遇。
但好景不长，仅仅6年以后的1985年，中国军队进行了第一次裁军，涉及100万人。许多军区的文工团成为第一批被裁的对象，武汉胜利文工团就在此行列内。刚到50岁的父亲实际又无事可做。父亲萌生退意。
父亲说他要退休的时候，我非常惊讶，因为在我印象中父亲没怎么工作过呀，这就要退休了？因为只有老了才退休啊。父亲已经老了吗？
他的自尊心是强大又脆弱的，他拒绝我们替他惋惜，替他愤愤不平。
“有什么？怎么都是一辈子，又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这是国家，这是时代，在这样的地方，有谁能为自己抱不平？人人的命运不都是这样的？”
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他开始真正感到厌烦，从此闭门不出，在团里为离退休人员准备的房子里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他的短篇小说。团里以前的同事大部分都去了别的城市，有的回了上海，有的也闲赋在家。他很少主动和人联系，几次有好心人希望帮他联系上戏，看看有没有机会再回上海，他都断然拒绝。
“还回去干什么？人家要一个老头回来，占一份口粮，占一个位置，那不招人嫌？”
父亲是那种顺境中由着自己的心和人相处，逆境中就无法面对人于社会的性格。我知道他内心里渴望成功，渴望别人看到他的才华。每次有人夸他，他口中永远都会说：“哪里啊，我就是一个小人物啊”，但心里是受用的。
后来有几次，他被邀请到上海演出话剧，有一次还得了一个表演奖，但对别人的挽留都表示拒绝，母亲私下里说其实他心里等着别人“求”他。但我认为，他是一直做抵抗，他高调的拒绝别人的好意，高调拒绝回到上海，实际上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现在的处境，他心里是在和命运，和社会抗争。
“我不要你们的同情，我很好。”
我有几次私下里跟他说，其实如果你能重新接受这些，重新开始，一切都不晚，而且母亲的心里也会好受些。他默不作声。
有无数次，母亲只要说起是自己连累了父亲的时候，总是被他大声呵斥住。
“是你的错吗？那是大洪流啊。你那时刚生完孩子，我能看着你们娘俩就这么过去了？如果是这样，为了所谓我的事业留在上海，我告诉你，我会活的更痛苦，我会后悔一辈子。就算我留在了上海，那又怎么样？不就是个普通的教师，小小的演员？”父亲这样的话，现在想起来，他是在帮母亲卸下她身上的十字架。
但母亲能理解吗？
生活里他们越来越多的吵架大部分都是以父亲暴跳如雷，母亲沉默无声收场。一个是内心压存着债，一个是彻底自我放逐，就这样生活着。我也在他们俩人那看不见的红线中小心的保持着平衡。而渐渐长大的妹妹内心濒临崩溃，她渐渐的厌恶这一切，社会，家，无休止的争吵，她说她以后要离开。后来她做到了。远走他乡，这是题外话。
父亲这一生，大部分工作，事业上的机遇他都无法掌握，但有一件事情他却一直坚持了一辈子，那就是写作。他把写作比做绘画，是自己和自己的事情，无须和人打交道。但那是怎样一种写作呢？
大约还在贵阳的时候，他开始写下第一个短篇，在以后陆续的日子里又写了几篇，然后在以后四十多年的日子里，只要我看到他，他都是反反复复地修改他几十年前写下的那几篇短篇小说。偶有一两篇随笔也是反复修改，而写作对于他来说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生活中时有感染人的表现的他一到文字上这一切都消失怠尽。他也承认自己没有写作的才份，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个标点都极为滞涩，小说写到一两千字往往就再也没有办法了推进了。但是足不出户，趴在桌上用橡皮反复擦拭那些稿纸上的文字几乎是我对父亲后半生最深的印象了。我想，从闲在贵阳开始写的第一个文字起，后来直到生命终结前，只有这一个事情，还能让他觉得生命存在的意义吧。
因为这一猜想，母亲，我和我妹妹都不停的鼓励他，夸他，经常用夸张的语气说“啊，这一遍改得真的太好了，顺畅多了。”就像对一个孩子。而实际上某一篇十年前的文字，这次他可能只拿出来改了几行文字和标点符号而已。
除了我们家里的几个读者之外，和父亲比较要好的同事，他的哥哥、姐姐，母亲的姐姐，他后来的学生，以及所有能够得着的朋友亲戚，经过母亲抄写的他的几篇小说，都被反反复复的要求阅读过，并且读完立刻要人家写出意见，以便他好再改。他在家里等着这些读者的反馈，反馈不好的，或者不够积极的他会怀疑这个人的理解水平，而有些用夸张的语言赞美他的，他又怀疑他们是在安慰自己。“我哪里会写东西哦，有那么好吗？”。他的这种状况经常弄的别人不知如何是好。
父亲说他的第一篇小说的灵感来自某个周末下班骑车回家的路上。自行车在贵阳山间的土路上上上下下，上坡的时候骑不动，要下来推，他会觉得真是艰难啊，而到了下坡的时候，一路飞驰，迎着风，迎着光，真是开心啊。就在他飞驰而下的时候，看见边上的地里种满了玉米，正是结苞的时候，一片一片地在风中摇曳，在阳光下闪烁，真是美啊，它们多么自由啊。冬去春来，新的生命成长了，结出了果实，随着冬天来临就凋零而去，再等下一个春风吹来的时候，它们是多么无忧无虑啊，相比较，人是多么辛苦啊。
“我多想那个时候做一颗苞米啊”他说。
于是根据这个灵感，他写下了第一篇短篇《玉米人》，讲的是一个年青的农民爱上了一颗玉米，决定要和玉米结婚，可是玉米说自己只能生活在这儿呀，怎么能嫁给他呢？年轻人说没关系，我会到这里来，我要做一棵玉米，和你在田地里结婚。年轻人回去说服了自己的母亲，母亲含泪随着儿子来到了玉米地，帮着儿子挖了个坑，然后儿子躺下去，母亲就把儿子埋了，这样年轻人和玉米结婚了，他们就随着大自然的春夏秋冬生生不息了。
现在想来，这一篇处女作应该是父亲一生最好的作品了，生发了那个极端年代里的人对自由的无限向往。
严格来说，父亲在贵阳呆了十二年，正好和上海的时间相当。后来说起他生命中的这一段，他是乐观的，他说虽然我离开了舞台，离开了戏剧事业，但这段生活和经历依然带给了他无尽的财富，是他的人生不可或缺同时又是独一无二的宝贵体验。
“人生就是这样，你有的，就是你的。”
“你后悔吗？”
“不，后悔什么？后悔没有把你们遗弃？”
我15岁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从此开始了在北京的独立生活。以后都是寒暑假才回家一次。退休以后，父亲除了有几次被聘请到外面去参加一些电视剧的拍摄（很多次还半途夭折了），大部分时间都闲赋在家。
从那时起直到晚年，他每天的作息基本是这样的：每天早上差不多八点起床，在房间里扫地（他异常喜欢在家里扫地，这似乎是他唯一站着，并有所动作的姿势），然后趴在桌子上写字。中午吃完饭（他的饭量奇大，而且每顿必须吃大肉，不吃蔬菜，直到把自己吃撑为止），马上倒头睡午觉。午觉能睡两三个小时，起来之后不用多久就吃晚饭，照样吃撑。然后又趴在桌上写会字，差不多不用到九点上床睡觉，直到第二天早上。如此这般日复一日，并且几乎足不出户，所有家以外的事情都是我母亲去办。我们劝他哪怕为了锻炼一下身体，也应该出去走走，我小心地劝他说为了写好小说，总要接触一下外面的世界吧。
可是对这些他都置若罔闻，直到搬来北京和我同住，情况才稍有改善。我想，这可能是因为远离了原来的单位，出门也不怕碰上以前的同事，心情稍微放松了的缘故吧。
他喜欢去潘家园，但每次都空手回来。我劝他有喜欢的就买回来，他说他去那里不是为了买东西，是去和人聊天的。我想这可能也和钱有关系，父亲母亲一辈子没钱，除了工资，很少有外快，并且在我上学期间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我和妹妹身上了。父亲更是对钱没概念，有一年，应该是89年左右，他参加一个电视剧的拍摄，生平第一次挣到了两千块钱，然后马上给我写信说我们家有钱了，你不用担心了。可是我刚刚高兴了两天，他就把钱全部借给了我在文工团时教我绘画的一对夫妇，因为他们计划要移民出国。
父亲说他的一生，连一次银行的门都没进过。
晚年生活里唯一还有一次和社会的接触，是谢晋导演在上海开办了一个谢晋恒通明星艺术学校，让父亲去任教，这一次，父亲终于动心了。他回到上海，接受了演艺学院第一期的教学任务。
回到上海的这几年，他性情大变，完全陶醉在教学之中。这期间我去上海看他，看到学生们围聚在他的宿舍里聚餐，喝酒，聊天，他不停的给他们念他写的那几个短篇，仿佛时光又倒回了在武汉的那些岁月。
我为他高兴，但也暗暗地为他担心。担心是因为他的性格，他做事是典型的三分钟热度，一上来就喜欢把事情推向高潮，只陶醉在业务上，极端厌恶复杂的人际关系，在这方面他的智商几乎为零。果然好景不长，送走了一个学年的学生之后，他再次心生厌倦，跟我说的还是人际关系太复杂，无论学校怎样挽留，他还是选择了离开，回到了北京，重新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这样的事情，我还经历过一次。那一年是我刚刚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的一年，社会上拍摄上、下两集的电视剧之风刚刚兴起，父亲有一个同事要拍摄两集关于抗战题材的电视剧，请父亲修改剧本并出任导演。我刚好放暑假，父亲就争取到了让我进组当场记的机会，我就随他们开始了前期筹备的工作。
我们一边在湖北的山里看景，一边讨论父亲修改的剧本，在看景快结束的时候，父亲承受不住了。他无法接受所有人对剧本的意见，认为这不是讨论艺术，而是对他能力的怀疑。那一天下午，他让我拿了两把藤椅出了招待所，我们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坐下，那个招待所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坡下是一片田野，田野尽头是绵延的大山。父亲说他决定不干了，原因是还是人际关系太复杂，“他们要把我挤跑，不如我自己走”。
我大为震惊，我说爸爸，不是这样的，我一路看下来，没有人想要把你挤走，他们只是在讨论剧本而已，他们有意见也是正常的。他说你不懂，这里面太复杂。我心急了，第一次反驳他，说这是很正常的啊，有人的地方都会复杂的，作为导演除了创作之外，就是要学会处理这些关系啊。我说爸爸，你的一生除了社会的原因让你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承认，但你自身性格的缺馅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啊。 我想，那次谈话真正的触到了他的痛处。很多年以后，他承认他的性格是有问题，但没办法，改不了了。我想，那是长期的压抑和谨小慎微改变了一个本应无羁和自由的灵魂吧。
那天我们父子俩坐在面对大山的山坡上，四周安静极了，我不敢正眼看父亲。那一刻我突然生出了强烈的挫败感，就像更早以前我和妹妹站在村口，看着父亲一人面对那些狗，孤立、无助，我想冲上去帮他，但我知道我还没这个能力。
2004年，我在筹拍《青红》的时候，多次回到贵阳，这期间我几次希望父亲也回去看看，留在贵阳的同事，朋友也都关心着他的境况，但是他都拒绝了。自从1978年他离开贵阳到2011年去世，他就一次都没有回去过。父亲从青岛，丹东，合肥，上海，贵阳，武汉，北京，他的人生和他的家庭，就像其他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一样，像一块浮萍，漂泊着，早就分不清哪里才是故乡，故乡到底是什么滋味了。
2010年，经过我在文工团教我绘画的老师、他的几个要好的同事帮忙，为他联系了一家出版社，将他一生的心血——那几个短篇和中篇编印成书，取名“天窗”。我没有细问他取这个名字的动机，当散发着油墨味道的书送到他手上的时候，他长叹了一口气，调侃到“终于看到自己丑陋的字变成铅印的啦。”
同年底，他们上戏59届毕业的老同学准备重排他们当年毕业时的毕业大戏《钦差大臣》，邀请父亲去演他当年饰演的角色，一个传播谣言小人物。
“戏虽然不多，但却是整个剧的发动机，他如果引爆不好，戏就垮了。”父亲说。
排练的时候，70多岁的他要像当年20几岁的时候一样在台上窜进窜出。
就在快要演出的前几天，他突然一头栽倒在舞台上。
我赶去医院看他，劝他放弃演出，这样太危险了。他震怒，把我赶出了医院。当天他自己悄悄拔掉输液管赶回剧场。
演出当天，大幕拉开，父亲出现在舞台上，我在观众席里看着他，如此陌生。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他实实在在地出现在舞台上。从青年时离开这个舞台兜转一生，最终又回到这个舞台，这是一出怎样的人生之戏。
演出结束了，我看到父亲矮小的身体夹在谢幕的一干演员之中，无所适从，眼睛不知道应该看向哪里，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随着观众一起鼓掌。有人把一束鲜花传到他手里，他有些茫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手中的鲜花，他朝空气中挥了挥，然后停下了。
演出结束后父亲身体急转直下，隐藏的疾病猝然爆发。笠年1月30日，演出结束不到两个月，父亲安静地病逝于北京。如此突然，但如此安详。我想，那是他对这个世界再也没有留恋，再也没有了牵挂以后才决定走的。
就在临走的前一天，在病床边我问他
“爸爸，你怕吗？
“不怕”他说。
父姓王，名家驹，生于1935年，卒于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