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花和树叶堆成的象牙塔
《冬春的日子》是中国电影最小资产阶级的作品之一。前可追比故人郁达夫等，同时代有众多艺术家们试图描摹自己的作品。
两个画家创作、争吵、散步，时而吃自己煮的饭，也横躺着无聊。与别人不太交往，与自然若即若离。同时他们是一对情侣，分开不可，不分开也不可。
其影像清冷落寞，其节奏舒缓冗长，其人物毫无编造，其故事若有若无。情节建立在人物的歇斯底里上，其歇斯底里更多时候表现为无端的忧郁、伴随忧郁的坏脾气。
现在有个说法，讲某些假装写字的青年“用身体写作”。这个词饱含不屑。那么以前是什么样的？老一辈正经写字的人是什么样的？他们写作并非用身体？可能得把话反过来，就是老一辈正经人有些曾经“用写作身体”，就是以写作这个行为把身体的很多行为替代掉了。
比如别人吃烤鸭，他饿着肚子写作；别人谈恋爱，他写诗；别人正在挖煤，他写挖煤如何伟大；别人打仗已经牺牲了，他歌颂最可爱的人。
“用写作身体”，一方面不用真做爱而可以歌颂爱情，另一方面也可以以写作为借口避免身体进入其它行动，比如种地挖煤。
近来重看《冬春的日子》，每当主人公在无聊而歇斯底里的争吵前后进入创作时，我不时想起绘画与其它创作一样，有可能只是要避免身体进入其它行为，比如从争吵进入打架。这该是常态吧。艺术可能就是某种可能把我们身体带入某种行为的情绪、通过创作成为作品后、那种情绪和本来该诞生的行为都烟消云散了。这便是“以艺术身体”。
《冬春的日子》主人公们不仅将身体行为危机不时化解到创作中去，也不时做点相反的事情。他们本来就是一对，所以无聊之际“身体”一把也是常态。创作成功时、某个情绪突然找到莫名亢奋点时，也会“身体”一下。
他们可能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人，即使生活在影片这个作品中，也能够将“以身体艺术”与“以艺术身体”圆润顺畅地转型接榫。而他们的绘画作品，既不象老一辈文豪如郭沫若齐白石，道德文章、清趣小品与个人生活的暗面毫无关系，也不象彻底“以身体写作”的70后人群那样，把创作和个人生活彻底混在一起。
正因为这一代人承上启下，所以容易有“大劈叉”嫌疑，脚踩两只船。王小帅是“第六代”电影人中在独立与体制间游移最多的人，不象张元，当年独立到头，如今体制起来，样板戏一步到位；也不象路学长，铁了心从不地下，即使街头斗殴、卡车强奸也绝不地下。
《冬春的日子》让当时观看者非常惊讶的一个地方，是这两个人的生活似乎只跟他们两个人有关系。按创作者的说法，没钱，组织不起大场面，所以只好只拍他们两个人。但影片造成的印象是他们与世隔绝、与别人没有任何关系。
观看者的惊讶来自两方面：一是他们一直被教育着人是社会的、艺术家要到老百姓中去（好象搞艺术的不是老百姓）、工农兵才是大写的人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当时生活在拥挤狭小的环境中，习惯了周围总有个人看着你创作、如果你吵架周围总有一群关心的人、晚上炒盘好吃点的菜第二天全单位都知道了。
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对艺术家恋人怎么能是两个人无拘无束地生活呢？违反现实主义。
现在惊讶的人少多了。生活多了些私人性。观看者对别人私人性的容忍比当年大了很多。现在大家也不会一致地认为个人生活和个人创作方式必然有害于社会。
当时这种小我的方式可能对个人造成的伤害更大。小我本来就很脆弱，如果大众以个人龟缩为小我为一个错误、大众不允许任何个人离开大众，小我的象牙塔就只能是冬天的雪花、春天的树叶搭成的，似乎随时会塌下来。
这部影片拍摄的是一对真实恋人。里面表现出来的状态基本也是当时他们的真实状态。有观看者怀疑他们后来精神失常（女方），或他们早已分手。但他们都好好的，并且十多年过去了还在一起。可见即使树叶和雪花的象牙塔，结实的程度也可能超过想象。
象画画一样拍电影
八十年代中期第五代出道，当时电影学院的主流权威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电影是造型艺术。所以招生的时候常挑美术比较好的。刘小冬的美院附中同学就有两个招了做导演，王小帅和路学长。当时导演系招生的老师原来是搞表演的，此时却一手一个拉着他们两个不放，一连声嘱咐高考一定努力。
王小帅等人毕业后大致认为铺上几十米轨道架上升降机身后跟着几十个人才叫拍电影，而且要拍都市夜景迷茫。他之后的某位导演系同学拍毕业作业的时候，甚至要求摄影师把一座立交桥彻底打亮。
拍电影过程中摆出来的架势可能是部分电影艺术家最大的心愿，好让他们在把作品卖到美国去的画家同学面前保持一种矜持。
但当时的事实比愿望更严酷。王小帅被领导命令给别人当副导演，他不干。自己拍的话，又没钱。92年的时候，他从福建电影制片厂回北京看能不能混出另一番天地，见到熟人常问哪儿有款姐，他认为自己的实力足够找个款姐，并能套出钱来。
结果见到老同学刘小冬。大家一商量：“小帅你吓呆着干吗？”凑点钱，演员现成的，故事也不用编，就是这对主角自己的故事。据说钱主要是王小帅自己和摄影师出的，等全部做完王小帅说花了近20万。
20万的数字如果属实，基本与1984年的《黄土地》相同。只不过《黄土地》是国家给的钱，而且84年与92年的物价差着好几倍。
这在当时是第一部这样操作的电影作品。这样，是指完全的个人操作。钱是自己的，片子是自己想拍的，剧本没有给任何人审查过，没有任何附载上去的主题思想如当时比较时髦的残疾人、世界和平等等。拍出来之后，也只能自己负责。因为规模小，不太好意思给同学同事们看，老专家们偶尔看见，也不知该说什么。老专家们当时以为拍艺术家，应该搞点艺术的东西，而他们期待的艺术东西是比如在长城上裸奔、为身患癌症的少女写诗、创作出一幅巨型油画受到中央领导接见、千人祈雨打腰鼓等。看《冬春的日子》，直到片尾，这样的情节也没有出现，他们于是不知该怎样理解、歌颂或鞭挞。
当时或之前独立操作性比较强烈的有张元的《妈妈》和娄烨的《周末情人》。但这两个都不是自己掏的腰包，而且背后还有个正式机构或制片厂。《冬春的日子》是新中国第一部彻底独立的影片。摆脱制片厂，就象写小说不必经过作协同意一样简单，但对中国电影确实非常艰难。如果当时王小帅和他的朋友们并非走投无路的话，这大胆的一步他们走不出去。
拍摄过程和结果都象自己画画。几个人的剧组，跟拍卡拉OK一样。当时流行拍美女在街上走来走去的卡拉OK，严肃点的老板、即愿意多出几个钱的老板，把美女拉到海边去穿着泳装拍。
拍出来的场面，室内居多，野外有点树林等不用花钱也没人干涉的景点。场景很安静，也很狭小。王小帅原来电影理想中的巨大机械辅助运动设备都没有。去看到现场的人出来之后背后讥笑王小帅：拍电影搞得跟画画似的。
这种讥笑也可以反面证明《冬春的日子》的个人性。
影片后来交给香港的舒淇（男）去发行，去了几个电影节，在希腊的特撒罗尼其等地方得了些奖，拿了点奖金，国外的菲薄收入足够覆盖非常低的成本。这也与画家们很相象，画家的“荣耀”是在美国的画廊里卖出去了。
这个舒淇很有意思。现在大陆出的不少文艺片的盗版碟，源头是他买了地区版权在香港发行的，他的组织叫“创造社”，他后来也拍过故事片。
《冬春的日子》诞生在电影管理尚非常松散的时期。我们目前身处其中的严格电影管制肇始于1995年春节前后。虽然《冬春的日子》并没有反动、色情等硬伤，但脱离电影体制（当时也就是在制片厂之外）已经是一项大罪名。而且，剧本没有送审、格调萎靡、情绪不健康、渲染灰色人生等“缺点”一应俱全。在大陆从来没有公开放映。
如果放映了，会不会有观众？近两年王小帅的作品逐渐被大家知道了，多数出了盗版碟，如《极度寒冷》、《扁担姑娘》、《十七岁的单车》。有两部没有出碟的，一部是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制作的《浪漫田园》，王小帅自己都不愿意提它；还有一部就是《冬春的日子》。
这也使《冬春的日子》很象一幅被老外买去挂在客厅里的画，个别文化精英可以跑到老外那里去观赏片刻。
估计直到目前，全大陆看过《冬春的日子》的人也就千把人。况且后来的爱好者对更刺激的《极度寒冷》等更有兴趣。
我觉得《冬春的日子》是王小帅最好的作品。非常简单。他后来的作品一般都太复杂。复杂不一定是坏事，换个人，可能越复杂越好；如果王小帅只有后来的作品，即只有趋向复杂的作品，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幸亏有着《冬春的日子》
冬春的日子
并非童话中的“冬天来了春天还远吗”等所谓人性呼唤。与主人公名字的契合也并非关键。关键是历史价值。
王小帅毕业于1989年夏。那一年的事情让他们所有正在毕业的人惶惑了好一阵，工作不好找，毕业的时候乱哄哄，既缺乏规整，也没有心情。当时他们还不敢不去制片厂，有办法的去大厂，没办法的去小厂，看不起中国电影的办出国。
这其实只是这一代人的第二个关键点。他们的第一个关键点在1976年。当时他们十岁左右，已经在街上组织的游行队伍中喊万岁并且会发现公厕墙上的反动标语跑到派出所去报告。然后大半个世界坍塌下来。直到他们15岁以前，大人们逐渐告诉他们其实十岁之前告诉他们的一切都错了。
89年对于王小帅这一代人的作用，相当于将他们从青春中拽出来。76年终结的是他们的童年，89年终结的是他们的青春。89之后，王小帅等人自己在慢慢地明白89之前哪些事情错了，要不要否定自己。
正由于他们在思想成型的过程中两度遭受巨变，所以这一代人说好听了承上启下、说难听了在有着统一思维的上一代和另一批有着统一思维的下一代之间犹豫徘徊，思想有时候靠到上一代去，有时候滑到下一代来，可很难有自己的鲜明思想。
《冬春的日子》影像风格的冷峻绝非偶然。在2002年再看此片，扑面而来的寒气，该是当时那个年龄的绝大部分艺术家、相当多中国人的共同感受。主角情绪的反复无常既与他们的年龄有关，与他们恋情的状态有关，更与他们和王小帅当时最深刻的心情有关。当时，70年后出生的人刚考上大学统一去部队军训，考上北京大学的一律军训一年。有文化觉悟的人都不说话了。
可以对比的二者，是88年的《红高粱》以最热闹的场面终结中国电影的八十年代，而92年的《冬春的日子》以冷峻空旷寂寞抑郁开启中国电影生存于地下的九十年代。
【影评】张献民评讲《冬春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