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对于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人来说，这是一段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尤其是对于那时还处在青年甚至少年期的人，过早地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能想像到的冰冷与残酷。作为第六代中坚导演王小帅就是这样一个恰逢文革之年出生的人，文革占据了他童年的画面，因而对他来说解读这段历史既是对父母那一代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也是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的荒凉历程的重新体验。
作为评论者的我们，出生于1970年代晚期的乡村，又王小帅们出生于1960年代的三线生活又是不同，却在商业化高度发展下文艺电影创作困境中相遇。对于我们而言，文革是传说，但是集体主义却是相仿的体验，我们同为师范学校毕业，又回到乡村中小学从事教学，多向度的体验了集体主义的利弊。集体主义既能给个体安全感，同时又消弭个体的个性，这是集体概念本身的悖论所致。
从时间上，《我11》可以看作是《青红》（《我19》）的姊妹篇，也构成互文关系，只是从19到11，越来越逼近那段充满苦涩的童年。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父辈们渐渐老去的时候，或许用不了多久，他们会逐渐隐没到太阳的余辉里，到那时也可能就不会有人再记得，那些遥远山区里的沟沟岭岭曾经浸泡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节。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小帅执着地讲述文革以及那些上山下乡的知青们，既是对自身童年的回顾，也是对父辈们的人生的反思。
就电影的内容来说，《我11》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简单到甚至称不上是故事。这大概就是王小帅一贯的风格，因为无论《冬春的日子》还是《十七岁的单车》都谈不上有多强的故事性，《青红》跟《我11》更是简单到像是夏天里正午路过菜市场时看到的吵吵嚷嚷的人群一样，仿佛一切都只是一场日常生活的常态争执。
尽管从某种意义上看，电影离不开故事，而且在这个越来越没有诗意的世界，故事是最容易让人理解的东西。然而，王小帅的电影根本就不是用故事来表述自己的，他的电影远远超出了叙事的层面，甚至也不仅是对某些特定事件的叙述，尽管《我11》描述的是一段独特又荒诞的岁月，然而即使历史已经滑过，但荒诞却不时的在我们现实中的生活中闪烁。1930年代法国电影大师让·雷诺阿曾经说过：“一个导演一辈子只拍一部影片，他的其他作品只不过是这部电影的注解和说明，至于主题则只是这部电影的延伸和扩展而已。”王小帅基本上就是如此，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和符号，《我11》依旧在对他一贯的叙述母题进行再度排演，越是集体名义下的种种事由，越是对个体进行不可阻绝的伤害，而个体的反抗往往无助以至于失败。
《我11》的主人公王憨只是一个11岁的孩子，在整个电影中他是以叙事者的身份出现，而故事的真正主人公却是谢觉强一家。父亲为了回到上海去求厂里的大人物陈昆放，却被对方把女孩谢觉红强奸，而哥哥谢觉强为了替妹妹报仇杀掉对方逃往深山，最终又被抓住枪毙。叙述出来一个最老套的故事，然而正如前面提到的，这个故事的情节并不重要，而在于叙述本身，叙事者的立场决定着故事的温度和深度、色彩。
影片充满了让人压抑的色调，其实在平静如水的夏天也总是让人感受到那种若有若无的不安感，反复出现的最高指示标志及不断播放的高分贝革命歌曲中有一种让人狂躁的气氛。对于大人来说，生活就是在这没有希望的山坳里重复着那些繁重的工作，这隐藏在大山里的工厂更像一个牢笼，让人生不起任何出去的奢望，老谢去找陈昆放就是对这种无尽的生活的绝命一求。或许，谢觉强的放火烧工厂的行为更具有象征意义，他由单纯的想惩罚强暴妹妹的恶人转向想打碎这控制自已的世界。
当然，对于孩子来说，可能要轻松一些，因为他们还不需要面对这个世界的艰难与操劳，就如王憨一样想穿新衣服回家找妈妈要。然而事实上他们也还要面对成长中的诸多困惑，包括对性的朦胧意识与好奇。
然而更多的是影片中人们对于生活的荒诞性的体验，即使年少如王憨一样的这群11岁的孩子也会在某些时候感受到生活的无意义。影片中四个小伙伴不止一次地呆在一起对着傍晚的世界发呆。这或许不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但王憨的没有人来的感慨总让人情不处禁的想起《等待戈多》，或许这就是四个少年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基米尔（而小演员又与贾樟柯形似，似乎是王小帅向第六代导演的一次自我致敬），在自己的世界里等待戈多的到来，只是没想到他们等来的却是一个更荒诞的世界，一次与杀人犯（其实我们更愿意称为复仇者）相遇的机会。
《我11》中谢觉强最终没逃过那拉网式的搜索与抓捕，而四个少年之间也经历着信任与出卖的是非。同《青红》一样，《我11》的最后也是以公开的、仪式化的、大处决结束的，文化大革命和“严打”时期，高音喇叭里不断念诵着被处决人的名字。这情景在我们童年少年时其实也有过，只是那时还不懂的这念诵背后的残酷，不知道这是震慑还是异化。杀人的罪犯到底还是被枪决了，没有人去关心杀人的原因，只是不知道在这一阵阵的枪声，是否真的就将罪恶抹去，在一个荒谬的时代里，善良是罪，反抗也是罪。
文：孟庆雷 云飞扬
删节版发于《文艺报》
2012-06-26 00:50:40
